三是政治文明。這方面，既有新觀念的提出，也有實際的變革。石越稱，今世若欲求大治，則當在各縣聚士紳鄉老，設定議會，專事討論縣官施政得失。此是借三代之治而設計出現代議會制度的雛形來。他還提出了辦報的主張，最後由桑充國實現，而且辦的不是一家報紙，這彷彿一個民智落後的時代，開了言論自由的先河（很可怕吧）。不過，小說又使其受到制約，讓石越提出訂立了報律，這是最早的新聞出版法吧，但好像還不是依法治國的開端。再比如興辦學校，白水潭書院已有現今大學城的氣勢，學生人數竟達到兩萬人。而且，從一開始，作者就讓新型知識分子成為了一股政治勢力，是新黨與舊黨之外的第三勢力。這後面，隱藏著喚醒人民的衝動。至於百年翻譯的舉措，則是向西方開放了。

所有這些的後面，最關鍵的是什麼呢？應該是知識分子們津津樂道的民主了。正是在這裡，顯出了石越的超越和侷促。在熙寧二年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自己創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這本書全文不到五萬字，是一部烏托邦式的著作，以復興上古三代（堯、舜、禹）的名義，講敘了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諸方面的內容。石越與蘇東坡所談的民主議會的思想，便反映在這本書中。其中心思想無非是天子是受命於民，而非受命於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落腳點在於，“士紳們透過這種方法，可以維護鄉里的利益，把自己的命運和皇上聯為一體，幫助皇上監督官員；而皇上則可以得天下民心，而無須加俸，無須置官，無須變法，便可以多出千百萬計的監察御史。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國家焉能不大治？”這便是貫穿整個《新宋》的主題吧，也是作者所代表的部分知識分子的理想吧。

石越的深刻性在於此，而侷限性也在於此。他的改革，必須要得到神宗的支援。而且，我們真的很慶幸，他來到了一個相對來說較好的時代，不但有趙頊，還有有王安石，有司馬光，還有蘇軾。在那個隨便因為一句話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的時代，這些人應該算是難得的“好人”了。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夠推動起來。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否從一開始就被決定了呢？石越可以改變一切，但改變不了君主制，而他也沒有去嘗試改變這個。甚至，他似乎是迷戀著明君，擔心著失寵而不能遂其志。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讀者看不到任何否定君主**的跡象，石越根本不想來一場“熙寧革命”。因此，在整部書中，雖然有一些民間人物出場，但是，歷史仍然是皇帝和少數幾位權臣的歷史。這是《新宋》主題與實際之間的巨大悖論。那麼，這是否反映了21世紀的知識精英的某種矛盾而迷離的心態呢？但我們卻不能稱之為虛偽或者軟弱。

但是，可能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有些方面，作品顯得表面化，比如，它給人一種簡單移植的感覺，我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習慣性地使用一些耳熟能詳的21世紀政治詞彙。我們看到，石越在不同的場合，大力倡導著“親民”與“求是”　，他提出了“國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後國自富”的施政策略。而所謂“民先富而後國自富”，或者說“小河有水大河滿”，這是最近這幾年中國社會的變革中，才由一些政治精英提出的新理念。石越還勸神宗“切切以人為本”。皇帝當時甚至沒有聽懂，還反問了一句：“以人為本”？或許，讀者期望中的石越，應該更復雜一些吧，有更多的獨立思考吧，有更多的批判精神吧。那麼，我想，作品跟作者的社會閱歷，大概還是有關係的吧。說到底，這是一部書齋小說，與一些現實類的政治小說相比，《新宋》第一卷的厚重感未免在這裡削弱了。若要說《新宋》的缺失，則是正在此中。它消減了歷史的殘酷性和複雜性，也淡化了深刻的悲劇性，缺乏一個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