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與疑忌重新抬頭，鋪天蓋地的嚴厲批評，在短短几天之內，就將樞府、兵部、衛尉寺給淹沒了。樞密使文彥博儘管身為三朝元老，但亦免不了飽受質疑；連新上任的兵部尚書孫固，都難逃指責；而為了應付朝野巨大的壓力，兩府更是不得不逼迫衛尉寺卿“主動”請辭，從而開始了一個噩夢般的歷史——自此以後，大宋竟無一人能自“衛尉寺卿”這一職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壓力則是讓三衙與禁軍的官兵們承受著，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出門時都不敢穿軍袍……

毫無疑問，雄武二軍的兵變，不僅是大宋軍隊之恥，此事的公開，更是給了軍制改革以來一意整肅軍隊紀律，重朔武人形象的改革派當頭一棒。最糟糕的是，宋軍內部的派系之爭，更由此事而公開化——無論是殿前司諸軍，還是西軍、河東軍、東南軍，沒有人願意替河朔禁軍背黑鍋，陝西的《秦報》首先公開替西軍分辯，將矛頭鮮明地指向河朔禁軍，從五代時期的老賬開始翻起，措辭嚴厲的批評河朔禁軍紀律不整，戰鬥力低下，稱其“衛國無能，禍民有術”，公開呼籲朝廷應當重用西軍將領，整肅河朔禁軍紀律。然而這樣的指責並不能讓人服氣，河朔禁軍中並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馬上就有將領上書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但不妙的是，河朔禁軍的將領們對西軍的得意本來便不服氣，即使在河朔地區，許多禁軍中，都是西軍將領把持著要職，這更滋生其不滿。此番渭南兵變，他們認為正是朝廷輕河北重西軍使然，是朝廷錯誤的政策將西軍將領放到了錯誤的位置上，由西軍將領的魯莽少謀，而釀成了這一悲劇。在他們看來，雄武二軍兵變，西軍將領是要負大半責任的。

呈上這封奏摺與在奏摺上面署名的將領，很快便受到了樞府的嚴厲訓斥，全數都被降職，調離禁軍。宋廷是不願意看到軍隊中發生派系之爭的，文彥博雷厲風行地抑制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然而這樣的處置卻改變不了什麼事情——奏摺的內容很快傳到了西軍將領的耳中，事實上西軍這些年勢力遍佈樞府與兵部、三衙，也根本瞞不住他們，雖然朝廷的處置讓他們無法多說什麼，但其心中對河朔禁軍固有的偏見，卻日甚一日；而在河朔禁軍看來，朝廷這樣的處置，卻顯然是偏向於西軍的，他們不敢對皇帝與文彥博有什麼不滿——文彥博本人在河朔禁軍中威信極高，但卻將內心的憤懣，轉到了一直壓在他們頭上的西軍身上。

其實，在當時一段時間內，承受壓力的並不只是河朔禁軍，也不只是西軍，而是全部的大宋禁軍。只不過，人們習慣站在自己的立場來思考問題，於是河朔禁軍與西軍都感覺到自己受了極大的委屈。

對軍方的指責是異口同聲的，其巨大的負面影響，惟有時間方能消除。而對於唐康、田烈武案，清議卻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意見。同樣是對渭南兵變深惡痛絕、痛心疾首，人們對唐康、田烈武等人的看法卻完全不同：大部分人將唐、田等人視為英雄與忠臣義士；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卻懲于軍隊不守紀律而釀成大禍，將唐、田等人視之為與兵變之雄武二軍只有一步之遙的“跋扈將軍”。

即使在朝堂上，兩府臺諫學士院的大臣們，也同樣是意見分歧。皇帝雖然想以“公論”的名義來赦免唐、田等人，但是他卻沒有想到，渭南兵變的事實，讓一部分血氣方剛的臺諫官員大受刺激，這些人想到的，這時候全是“紀律”二字，他們迭章上書，支援孫默的判決，並且引經據典，支援自己的觀點，從太祖皇帝貶王審琦，到石越誅種杼、姚鳳……這些官員人數雖然不多，但其言論無所顧忌，反倒顯得聲勢驚人。石越雖然有心想要替唐康、田烈武開脫幾句，但他的奏摺還只是拐彎抹角地提到幾句，彈劾的奏章便排山倒海地撲來，石越自知身份尷尬，不得不老老實實地上表謝罪，迴避此案。不僅是石越，連文彥博也因為唐康的關係，被迫自請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