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體現在教授身上，並且是由他們一代又一代地傳遞的。正像季羨林先生所說，“一所大學或其中某一個系，倘若有一個在全國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學者，則這一所大學或者這一個系就成為全國或全世界的重點和‘聖地’。全國和全世界學者都以與之有聯絡為光榮。問學者趨之若鶩。一時門庭鼎盛，車馬盈門。倘若這一個學者去世或去職，而又沒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繼承人，則這所大學或這個系身份立即下跌，幾乎門可羅雀了。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無法否認掉的”（《名人與北大·序》）。當年梅貽琦先生稱“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正是對這一“事實”的確認。北大的光榮與驕傲，恰恰在於它所擁有的，是一大批這樣的“大學者”，而且幾乎遍佈全校各系；他們不僅以淵博的學識，更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吸引著全國以至全世界的莘莘學子。北大在全民族心目中的“精神聖地”的崇高地位正是仰賴於此而形成的。而今天北大的危機，恰恰在於一些人閉眼不承認這一事實，以至還存在著“書記和教授誰重要”的爭論；隨著大師級的老教授的紛紛離世，現有大學體制與觀念上的弊端（“爭論”不過是這些弊端的一個反映），又使得新的大師難以出現，北大的吸引力與召喚力正在逐漸削弱，如還不肯面對現實，及時亡羊補牢，季羨林先生所說的“身份”的“下跌”，恐怕是難以避免的趨勢。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編選此書，回顧當年大師們的風采時，已無法陶醉於其間，只引發出無限的感慨。

大學裡最活躍、最富生機的，自然是一屆又一屆的學生，他們是北大傳統的接受者、繼承人，但又不止於被動地接受：在校期間，他們以自己特有的活力，參與學校傳統的創造與發揚，老學生對新入學者的影響，更是傳統的傳遞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們的流動性，又把學校與社會連線起來，離校後成為北大精神的實踐者與傳播者；可以說，大學教育的成果是最終體現在學生身上，學生的活動構成了學校生活、校園文化的基礎。——這樣，我們終於在北大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姑且劃為“1898—1937年7月”、“1937年7月—1949年10月”、“1949年10月—　”三個時期）“校長—教授—學生”的三維空間的活動中找到了“走近北大”的通道；這也是本書編選的重點。

還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編選，在觀照學校（特別是學生）的生活時，除了課內的學習、科研，課外的文化生活外，還對師生的日常生活，他（她）們的衣、食、住（包括校園內的環境）、行等等，給予格外的關注。因為在編者看來，在一所學校的歷史中，拔尖的人物，即所謂校園內外的“名人”（我們在前文中一再提及的有重大影響的校長，最出色的教授，以及最活躍的學生），他們的特別富有創造力的活動，常常集中體現了學校的精神、傳統與價值，構成了歷史長河中的“亮點”，也成為歷史敘述中的重點，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樣不可忽略的是，大多數師生的也許是遠為灰色的、平凡的活動，特別是他們的日常生活。這不僅因為如魯迅所說，“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是“生活中的一片”，不可視為“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這也是生活”……》）；而且恐怕正是在普通師生日常的衣、食、住、行與日常交往中，孕含著特定時代、特定校園氛圍中的習俗、風尚，更能體現一所學校的特定的校風、校格，或者說，學校的傳統（風範）是如鹽溶於水一樣地溶解在大多數師生的日常生活中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這些看似瑣屑、毫不起眼的生活中的細枝末節，微妙變化，卻是更為深刻地傳遞出一所學校、一個時代的默默行進的足音的。

為編選這本小冊子，我讀了數百萬字的回憶文章，也生出許多感慨。從一開始，就接觸到大量的關於北大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