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職的言論……可以想象，其攻心和洗腦的效果還是很不錯的。（以上據《清史稿》第二卷）

18世紀20年代；大清王朝的權力危機稍稍緩解，對內的思想清洗和輿論緊控是必然的。在雍正時代“鬼吹牛、鬼吹簫”的鬧劇中，湧現了多少帝國的“思想模範”，湧現了多少緊跟朝廷的“忠臣孝子”，為他們做點記錄和分析，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沈近思，在這場思想鐵壁合圍和洗腦鬧劇中，跟進最緊，效忠最力，應該在大清幫兇名錄中有一席之地。1726年，沈近思出任江南鄉試考官。按照慣例把《鄉試錄》進呈，雍正嘉獎沈近思命題正大，策問發揮性理，下令表揚他。當時正是侍郎查嗣庭、舉人汪景祺以誹謗獲罪，停浙江人鄉會試。沈近思上奏說：“浙江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吳山蒙恥！”因此獻計獻策，羅列了一些條列整飭風俗，約束士子，總共十條。雍正說：“浙江省有近思，不為習俗所移，足為越水、吳山洗其羞恥！”雍正認為沈近思的建議周詳，下發巡撫李衛、觀風整俗使王國棟，按照老沈的辦法施行。

在大清的權力場上，沈近思如蟻附羶，揣摩上意可謂到位。查嗣庭和汪景祺的文字獄案本來就是大清專制恐怖的一部分，是大清朝廷殘酷迫害漢族知識分子陰謀的一部分。如果說汪景祺案還有權力鬥爭犧牲品的痕跡，那麼查嗣庭案完全是捕風捉影，望文生義，透過這種恐怖鎮壓的手段，打壓漢族知識分子的自尊，確立大清王權的無上權威。

究竟是誰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站在文明的高度，站在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高度，站在尊嚴和獨立人格的高度，沈近思才是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的人。這個大清走卒不僅對受難者落井下石，在人格的汙水溝摸爬滾打，撈取大清臘肉賞賜的殘羹冷炙；而且提出了十條禁錮思想和言論的建議，成為迫害思想的急先鋒，成為雍正的文化打手，與李衛等人一道構成了鐵壁合圍堅實的屏障。

18世紀20年代，大清在鉗制言論自由、禁錮思想自由上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在制度建設上的創舉，就是“觀風整俗使”這一官職的增設。說白了，就是一個閹割思想和文化、閹割獨立人格和尊嚴的崗位和差事。大清的官位設定體現了極權體制的隨意性和伸縮性，因為要監視思想，所以思想警察、思想太監、思想監督特派員的職位粉墨登場。

都有哪些大清走卒出任過“觀風整俗使”？有煌煌史冊為證。在他們的史冊中都是作為功名記錄的，我凌滄洲卻要把他們釘上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恥辱柱。他們是：沈近思、王國棟、蔡仕舢、劉師恕、焦祈年、李徽、許容等，在這些人中，王國棟曾作為湖南巡撫，參與過曾靜案的審理，當然按《清史稿》的記載，由於王國棟審訊時只聽供述，沒有窮追，同時茶陵百姓陳蒂西傳播流言，王國棟沒查出什麼來。可能由於追查不力，有違臘肉的心狠手辣，王國棟一度被免職，並召回北京。

不是哪個省都能設立“觀風整俗使”的，有些南方省份因為百姓的不服從，使臘肉更加憎惡，用各種方法來羞辱其官員和被征服者。廣西學政衛昌績和御史陳宏謀都提出過要在廣西設立“觀風整俗使”，而遭到乾隆臘肉的訓斥：“廣西那地方本來考中進士做官的人就少，竟然已經有像謝世濟、陸生楠等狂悖之徒，風俗的惡劣可見一斑。你們不能正本清源，做好表率，反而指望讓負責教化的官員來移風易俗，這是捨本逐末。”有時，想為帝國的文化鐵壁合圍出謀劃策，也可能弄一個滿頭灰。帝國需要的是這種恐怖，唯有讓官吏們生活在膽戰心驚中，帝國皇權才可能威嚴無比，這也是朝廷大小狗官們做官的一個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