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放在了刀口上，也讓王爺此戰更為兇險！”楊時的言語激烈起來…

第二百一十九章　步步為營

北宋是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立國的，因此對武將、軍人掌權的危險有清醒的認識。再加上五代時期國家被將領所左右的歷史經驗，所以他立國之後非常重視對武人的限制，確立以以儒立國，重文抑武的國策，立誓言碑：優待文人士大夫，不殺大臣及上書言事者。

因而，宋代的官員主要來源於科舉入仕計程車人階層，大批文彥學子透過這個途徑，躋身於統治階級行列，實現了學而優則仕的追求，經過百年的強化，正如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辭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這些士大夫與皇權相結合，共同維持著國家的政治執行，所以士大夫比任何時候都更能體現出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理想，可以說大宋王朝是士人們撐起了一片天，也造就了歷史上‘宋是文人士子的天堂’的傳說。

但正是因為士人們的命運也與皇族的命運息息相關，所以他們更加忠於皇室，積極上書言事，平判歷史，參與政治，有一種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即使是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的時候，仍然沒有放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一如既往的關注著國事民情。這是時代環境所喚起計程車人階層欲忠君報國的思想體現，它反映出士大夫在掌握政權之後的一種心態，從追求個人的聞達向關心社會和階層的群體利益的轉換。

雖說看似和諧。可皇權和相權的爭鬥在百年中從未消失，皇權膨脹必然打壓以相權為代表計程車人集團為代價。士人集團。而相權的膨脹自然使皇權受限，引起皇族的不滿。打壓相權。兩種權力就是在這種爭鬥和妥協中蹣跚前行，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而太祖所立誓言‘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者’便是保持這種平衡的紐帶，雙方斗的再狠，也不會傷害對方的生命…

“神宗朝，新舊兩黨相爭，本只是義氣和理念之爭，但新黨炮製‘烏臺詩案’將舊黨蘇大學生打入大牢，開啟了文字獄的先河；反之元祐更化之後。舊黨執政，以牙還牙，羅織了‘車蓋亭詩案’，把新黨蔡確流放到了嶺南，貶死於當地，但先皇依然遵循誓言不敢刑殺！”楊時說道。

“至前朝，朝綱已亂，太上皇收集花石綱，太學生鄧肅獻詩諷諫。宰相蔡京對先皇說：你不殺鄧肅，恐怕浮言將禍亂天下。但先皇說其還是個重臣，只取消鄧肅的學籍，放歸田裡。可見先皇還記得太祖誓碑。你陳東此次率開封軍民在皇宮前伏闕示威，上書言事，宰相李邦彥以你們‘意在生變。不可不治’餘將你等太學生逮捕處死，若不是王爺早有安排沒有得逞。你便開了本朝斬殺言事者的惡例，此次你雖然死裡逃生。但京中隨你上書的數十位軍民被當街斬殺！”周行己嘆息道。

“仁宗朝，遼國犯界，一位轉運使臨陣脫逃遭到彈劾，朝議以與重處，仁宗皇帝也想殺之以儆效尤，可卻被朝臣以太祖誓言勸阻。人人知其罪當斬，但仍勸皇上免其死罪，就是不想開斬殺士大夫的之例。此次你伏闕逼宮，要誅奸佞，聖上本就對他們心懷怨恨，借刀殺了王黼、梁師成等人，又開先河。”楊時憤懣地說道。

“龜山先生，王黼之流禍國殃民，殺之乃是快天下人心之事，難道也錯了嗎？”陳東說道，顯然還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少陽，你可知有其一，必有其二。這把刀可以殺奸佞，也可殺忠臣，李綱如出援失敗，即使從沙場上逃得性命，也難逃這把刀！”楊時皺了皺眉說道。

“李大人忠心為國，天地可鑑，怎麼能殺得？”陳東急忙說道。

“敗軍之將不該斬嗎？你們要求誅殺童貫不就是因為他是個臨陣脫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