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撒了一個彌天大謊，每一個細節我都講得無比真實。

無聊寫寫

我走在大街上

發現每一個人都是我

我回家照著鏡子

看見我已經不是我

新中國外交史上一次重大外交事故！（轉）

1972年6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希臘建交。1973年5月7日，首任駐希臘大使周伯萍在去科威特使館國慶招待會的路上，由於人生地不熟和翻譯的疏忽，誤入當時與阿拉伯國家為敵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此舉被誤認為象徵著中國承認以色列。《紐約時報》第二天便刊登此訊息。

周伯萍14日被召回國內，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認為“雅典事件”的性質是“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成為外交界的醜聞，影響極壞”。不過**後來將外交部的報告中前一句改為“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對周伯萍免予處分。中國外交部先後三次釋出通告平息了誤會。

事件經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2年6月5日與希臘建交。1973年5月7日，首任駐希臘大使周伯萍在去科威特使館國慶招待會的路上，由於不熟當地環境加上翻譯的疏忽誤入當時與阿拉伯國家為敵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而當時的中國政府尚未承認以色列，因此鬧出“國際笑話”，這就是著名的“雅典事件”。

1973年5月7日中午，周伯萍外出歸來，在大使館區看到很多車輛來往，心想是否有什麼外交活動，便讓翻譯回館後檢視是否有請帖。翻譯回館後從值班人員那裡得到報告，說當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館有國慶招待會，只剩下十多分鐘的時間了。

周伯萍聽到報告後，趕緊驅車前往。但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其實那個翻譯在匆忙中並沒有看請帖，而那個值班員剛學英文，看到有一張捷克大使館的請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誤以為是科威特大使館，也沒有看日期——請帖的時間其實是在5月8日。由此註定了擺烏龍的結局。

當時的周伯萍因為過於匆忙，自己沒有按照常規親自將請帖過目，並問司機和翻譯是否認識路，而實際上誰都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館在何處。當他們出了中國大使館後，就隨著車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進了以色列大使館。

更諷刺的是，周伯萍既沒有見過科威特大使，也沒有見過以色列大使，以為站在門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車後就和他握手祝賀國慶，還為遲到抱歉，匆忙中就連掛在門口的以色列國旗都沒有細看。

當時，站在門口的《紐約時報》記者看到中國大使前來以色列大使館，覺得非常意外——**建政後，對1948年建國的以色列尚不承認。那名記者便問周伯萍：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政策有重大改變，他問的是“這裡”，而翻譯翻成“雅典”，周伯萍一聽就覺得這是西方媒體的無理挑釁，便一句話頂了回去。

記者吃了一記悶棍，滿臉不知所措，周伯萍拋下他揚長而去。事後周伯萍想起那一幕還後悔不已，因為如果他細心一點，再和那個記者交談幾句就有可能發現錯誤，當場解釋這是誤入，抽身退出，這樣還有可能對錯誤作些補救。但一錯再錯之後的周伯萍卻悠然自得，不但和一些將要離去的大使寒暄，臨走時再次和以色列大使握手錶示祝賀。

讓周伯萍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紐約時報》就中國大使到場祝賀以色列國慶發了報道，而除了對國際輿論反應遲鈍的中國外交官之外人人都已經知道。當天，他前往捷克大使館參加國慶招待會，在會上只覺得外交官們看著他的神態都有些古怪。和中國交好的羅馬尼亞大使把他的翻譯拉過去很神秘地說話，翻譯聽後如雷轟耳，當週伯萍詢問時竟然說不出話來，好半天才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