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殿之上，崔浩侃侃而談，舌燦蓮花，唇吐連珠。

太武帝道：先生所言雖是，奈彼南蠻之國，焉有如先生般智謀之士！

崔浩：彼國若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之虛張聲勢在前，則陡生變故不難，豈復能制劉宋強敵乎？今我朝公卿短視，欲以威力攘賊，反乃招令敵寇速至也。夫張我虛聲而召敵實害，智者不為。陛下不可不思，免至後悔無及。臣已暗遣諜使在彼，期四月前可還。可待諜使報至，審而後發，猶末晚也。

此論一出，文武大譁，皆含不忿。

魏太武帝雖知崔浩之言有理，但難拂眾議，於是問道：若我將大軍助司馬楚之等南將，使其剿撫共用，則有勝算否？

崔浩：愈發不能。司馬楚之亡國逃難之徒，是劉宋朝廷最為所忌者。若使其帶兵南下，其必謂非僅欲佔其地，亦將必奪其國，安得端坐視之？故司馬楚之若往，則必引彼大兵北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以司馬楚之瑣才，只能招合輕薄無賴，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嘗聞彼等前投秦國之初，魯軌曾說秦王姚興引兵入寇荊州，秦王允之，至則散敗，所帶秦兵皆被蠻賊俘掠為奴，使禍及姚泓，實乃前車之鑑。

彼時司馬楚之及魯軌等降將便在班中侍立，聞此不由又羞又怒，慚愧無地。

崔浩見文武諸臣默然，愈加得意，繼續說道：臣復以天文星相而言，不能發兵南下者有五。今茲害氣升於揚州，不宜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墜落，宿值鬥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若論劉宋亦不能北伐前來攻我，其因有三。劉義隆新即大位，人事未周，此其一也；彼國內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此其二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備，此其三也。天時地利人事三者無一具備，其國自守猶或不安，何敢先發而攻別國哉？以此推之，則彼必聽我虛聲揚言進兵而嚴備，我亦必承彼嚴備而動兵相爭。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便是以假作真，兵連禍結，南北兩面受敵矣。依兵法所云，我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

若說崔浩這一番長論，皆謂金石之言。但怪其只顧以理而論，卻不顧及滿朝群臣麵皮，將他人一概否定，且言帶譏刺，是謂傷眾也。

當下群臣雖被他一人獨自駁得啞口無語，但於散朝之後，復又自相聯合，再進宮來面見魏主，仍復力諫宜趁本國南境守將鼓勇欲戰，劉宋國內叛亂迭起之際，一齊鼓動出兵。

太武帝最終難違眾議，當堂下詔，命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分佈河津，並將幽州以南戍兵集中於黃河一帶，對劉宋進行防禦。

六月，太武帝又使平南大將軍魯軌屯兵河上，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屯於潁川，以重兵威懾，同時傳檄南朝，招撫宋軍中故晉部將前來歸降。

宋文帝聞說魏兵集於黃河沿岸，且晉室遺臣並引軍至於河南之地，不由大驚，急遣大將到彥之率十萬大軍前往迎之。

到彥之奉詔出兵，將戰艦自淮水入於泗水，溯流北上。

因夏季水淺，日行僅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抵泰山東平，隨後溯黃河西進。

太武帝聞報亦大驚，因忙於北邊與柔然、高車諸部對敵，無力抽調兵力應付河南諸鎮，自謂難以抵禦十萬宋軍，遂命司馬楚之及魯軌部眾主動撤離，北渡黃河。

又以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鎮守鄴城，節度諸軍。

到彥之趁機揮軍西進，佔領滑臺、虎牢、洛陽、金墉等城，盡復河南失地。乃於各地留兵鎮守，並將諸軍推至黃河南岸，西至潼關，以致兵力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