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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零章　廉政風暴（二）

總體而言，葛沽經營的商人，本分守紀的還是很多。動歪心思的，僅是極其一小撮。

對於特區政府的廉政風暴所懲處的六名劣跡斑斑的商人，大多數守法商人紛紛拍手稱快：

“這種害群之馬，不值得同情！”

“堅決打倒官商勾結，幕後操作！”

“大快人心啊，那幾個傢伙原本就是欺行霸市的混帳！”

遵紀守法的商人，尤其珍惜葛沽經濟特區來之不易的公平經營環境，也非常支援政府的廉政風暴。

按理說，葛沽經濟特區是實行高稅率、高租金，但是在這座城市，各行各業的負擔反而是最輕的。

因為，商人們只需要繳納明面上的賦稅，以及門店、廠房、辦公室的房租，既可以穩定的經營，再也不會繳納各種“孝敬”。

這種良好的環境，是經濟特區之外，很難碰到的。

其他的地區，哪怕是有清官上任，但是清官只能管自己個人，往往是杜絕不了官差們的陰奉陽違。

事實上，封建社會的官府能夠調動的民力向來是有限，徵收的稅率也遠遠低於工業時代。尤其是明朝，由於朱元璋是社會最底層出身，所以他很情緒化的制定了歷朝最低的稅率。

以輕徭薄賦稱著的漢朝也是之十五稅一，而明朝長期奉行的稅率是三十稅一，說是歷朝最低的稅率也不為過。

三十稅一的比例，在明朝農業稅、商業稅等等各項稅收領域。皆是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稅率。

農業稅收方面，明廷平均每年徵收3000萬石糧食，而全國的糧食產量是達到10億石。稅率也才是三十稅一。商業稅方面明太祖訂製祖製為三十稅一，萬曆年間逐漸變成六十稅一，年收入低於40兩銀子的小商人免徵商業稅。

照理說，明朝實行歷朝最低的稅率，如果底層官吏真能夠按照朝廷的政策執行。百姓的稅收負擔應該不會太重。

問題是，明朝中後期，士大夫、勳貴、宗室等等免稅特權的階層。大量的兼併了土地，全國八成以上的土地皆是被特權階層兼併。而國家徵收的農業稅方面，還是3000萬石糧食。

甚至。明朝末年國家不斷用兵，財政吃緊的情況下還徵收了——遼餉﹑剿餉和練餉。這三餉是萬曆年間開始啟動，到了崇禎年間，三餉最高達到700多萬兩銀子。

即使加上三餉，明朝整體的平均稅率也是偏低的。

問題是稅收政策，徵收不到特權階層頭上，反而向佔據80％人口，卻只佔有20％田地的底層小地主、自耕農、佃農頭上徵收。

如果說，全國平均稅率是3。3％，對於這些弱勢群體來說。甚至是承受了20％以上的稅率，再加上大地主們殘酷徵收五成以上的田租。本質上，底層的弱勢群體每年只能保留30％左右的收成。年景好的年頭，也只能勉強果腹，年景差的年頭抗壓能力差的佃農、自耕農只能大面積的破產逃荒。

對於小商人來說。朝廷的政策也是美好的，具體執行政策的官差總的壞透了。明朝後期，朝廷的商業稅已經名存實亡，但是具體到官差身上的孝敬，卻是少不了。而這些孝敬，往往是商人經營所得的20％以上。

這樣一來。明朝的普通商人最大的成本支出不是向國家繳納稅收，而是向官員、官差等等階層孝敬的成本。

葛沽經濟特區對於商人產生巨大的吸引力，恐怕不是別的因素，而是葛沽的稅收政策比較公開透明。…；

——普通商業稅3。3％、特殊行業（賭館、妓院）商業稅10％！

除此之外，官府不會徵收其他的稅收，更不會允許官吏們收取孝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