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的兄弟“美美”（mémé）開始在政治世界物色保護人，他們找到了卡斯東·德菲爾（Gaston　Defferre）——一個“善解人意”的人。1981年，這位馬賽市長被任命為內政部長時，蒂耶裡·勒呂龍（Thierry　Le　Luron）曾說過這樣的話：“為了照料這些大流氓，找個專家當然最好。”

嗎啡，來源於那些可以在地緣政治風向標上讀出來的地方：土耳其、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隨後在位於法國南部的波爾多和哈佛爾的實驗室被變成海洛因，再被運到美國。在上世紀50—60年代的黃金時期，依靠迅猛擴大的市場，毒品網路每個月都要成交將近三百公斤毒品。演員兼電視節目主持人雅克·安吉爾文（Jacques　Angelvin）1962年於紐約被捕，被判六年監禁。他對藏在其別克車裡的五十二公斤純海洛因佯裝不知，天真地認為他的知名度可以幫他瞞天過海，威廉·弗萊德金（William　Friedkin）的影片《法國販毒網［19］》中的部分情節即來源於此。

潛伏

在納粹德國國防軍的撤退中，美國戰略情報局反間諜小組中的一支——X2——展開策反納粹情報人員的“潛伏”行動。

與其將他們消滅，或者交給抵抗組織處決，時任戰略情報局局長的威廉·多諾萬認為，不如設法將他們中的大部分策反，以為美國和英國的秘密情報組織所用。“潛伏”行動由後來成為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擬定具體實施計劃。時任情報局駐伯爾尼站長的杜勒斯從1942年起就開始和納粹中希望建立一種分治和平的“現實主義者”不斷接觸，博取佔領者的好感和信任。在法國，從“策反”警察局長勒內·布斯凱（René　Bousquet）開始，招募潛伏人員為自由法國做準備。

1946年7月，前納粹德國國防軍將軍兼西線情報局局長萊因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　1902—1979）被解除監禁，已更名為中央情報組的原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給了蓋倫最後一次選擇合作的機會，蓋倫接受了。這個前戰犯隨後建立起一個“潛伏”網路：蓋倫組織。此後，活躍在網路周圍的三百五十名前納粹德國情報人員成為中情局安插在東歐和蘇聯的耳目，而蓋倫一直到1968年都是中情局駐西德的負責人。在紐約大主教、後來更成為紅衣大主教的佛朗西斯·斯佩爾曼（Francis　Spellman）的斡旋下，那些為了對教皇保羅十二世進行“神聖援助”而被派遣到拉丁美洲的納粹、法西斯，和民族主義分子被捕後都成為中情局的情報人員，站到了共產主義的對面。同樣，上世紀70年代，在中情局羽翼保護下的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20］）不但沒有被玻利維亞遣送回法國，還由於其具有堅強的抵抗“能力”而被列入“禿鷹行動”名單中。這一由拉美所有獨裁者一起發動並得到美國支援的史無前例的恐怖浪潮，最終導致成千上萬無辜者喪生，並對法國、西班牙、甚至華盛頓的反對派、知識分子，和持不同政見者也不放過。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暫緩飛行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後，西方陣營遭到猛烈打擊，斯大林主義“持續加壓”，柏林被封鎖，西歐面臨蘇聯入侵的問題成為一個……燙手的事實。

杜魯門對情報機構的秘密行動繼續採取不聞不問的政策。中央情報組正式更名為中央情報局，並吸取二戰的教訓，決定在新的大戰爆發時，依靠已經組織在冊的抵抗力量發揮作用。在美國的友邦裡，抵抗共產主義網路的潛伏人員在富蘭克·威斯納（Frank　Wisner）和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SHAPE［21］）的協同指揮下，經常瞞著各國政府展開秘密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