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一個道德的人處於無道德的環境之中的衝突。這種衝突可能由英雄和反派之間、人和環境之間、個體與集體之間或者意圖和慾望之間的鬥爭來表現。任何一種情況下，都必須做出正確的決定，都必須靠決心、智慧、機智，有時還有力量來支撐這個決定。吉姆？基特塞斯在《地平線以西：從約翰？福特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西部片執導》一書中提出，伯蒂徹作品中的英雄和反派互相作為映象呈現，他們之間的道德鬥爭主要是心理層面上的：真正的個人主義對抗自戀主義。而彼得？沃倫則在《新左派評論》（NewLeftReview，第32期）中指出，這種衝突主要是環境上的：個人被困在一個敵對的、要求你服從的環境之中。與基特塞斯相反，彼得？康拉德（PeterCoonradt）在一篇較簡略的文章（《電影》，IV…4）中提出，那鬥爭在道德上是不模糊的：一個正直的人處於道德

真空之中。所有這些都是站得住腳的電影批評，都是好的電影批評。我對這種伯蒂徹作品的人物生平式—心理分析式電影批評的抱怨並非針對其準確性：從個性入手的方法，經常都是完全準確的。薩里斯每次對某位導演進行精神分析式批評時，他都能熟練地將他的個性從次要部分中給提煉出來。而基特塞斯對於伯蒂徹的研究

都是特別敏銳和基於文字的。

我的抱怨其實是針對其充足性的：以人物生平式分析和精神分析作為基礎的作者論，對於評定伯蒂徹的電影來說，是否是一種夠用了的評論工具？一件藝術品最具持久力的品質，往往並非來自其創作者的個性，無論多少的作者論分析，都沒法將這些品質揭示出來。相反，個性中的個人特色反映在藝術品中，可能會是最瞬息無常的東西。我並不懷疑伯蒂徹的個性在他的作品中顯得很明顯，但我懷疑的是，對這種個性進行心理分析，無論是多麼徹

底的分析，都不能揭示出其真正價值的奧秘所在。

伯蒂徹的聲望一直都在增長，而且還會繼續下去，我相信，假以時日，美國影評人會認識到，他是這個國家最優秀的導演之一，超過如今這些已經享有美譽的導演：馮？斯登堡（VonStern－berg）、希區柯克、劉別謙或者霍克斯。他的作品確實擁有某種“持久”的品質，但要想完全地欣賞和評定它們，必須要用上另一套

批評原則。

基特塞斯、沃倫和康拉德討論的伯蒂徹電影中的核心衝突，不僅發生在個人層面之上，也發生在一個更基本、更原型的層面上。他影片中的相反力量不僅是屬於這個世界的———無論是心理上的或是環境上的———也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用榮格的術語來說，那種自主的力量將它自己強加於人的良知之上。所有的藝術，多少都是原型的（正如我覺得所有的藝術多少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樣），但在伯蒂徹的電影中，這些原型是明顯的和功能性的。雖

然他作品中的人物也都帶著個人主義那令人熟悉的偽裝，但在危機時刻，他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原型存在的。

正是這種原型品質，將伯蒂徹的作品放到了作者論電影批評的專門區域之外，令它們更多地處於原始和原型藝術的王國之中。正如威爾海姆？沃林格（WilhelmWorringer）所描述的，原始藝術家是一個“因為人生而困惑和警覺的人，他在直覺地創造絕對價值的那種明顯的隨意中，尋找一個避難所”。在現代原型藝術中，原型變得越來越不絕對，儘管它仍舊缺少人性成分，儘管它仍舊是圖騰的。榮格的現代原型可能是種分身（既有阿尼瑪［anima］也有阿尼姆斯［animus］），在他們的原型畫面中傳遞出一種道德的模糊。但所有的原型藝術，無論是原始的還是現代的，按威爾伯？斯科特（WilburScott）的說法，都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