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是有家的，可是從來沒聽他提過一個字。過了幾個禮拜，鎮長和鎮長秘書來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證件，登記他的行醫執照。他索性連房門也不出。直到這一天——他在我們家住了五年，和我們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後——我才發現我們還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呢。

自從我在教堂裡看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藥店和她談心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我們家那間關得嚴嚴實實的臨街小屋。十七歲的人了（當時我剛滿十七歲），這點事還是能夠注意到的。後來我才知道是繼母上的鎖，而且不許人碰房間裡的東西。裡面有大夫買吊床以前睡過的床鋪，還有裝藥品的小桌子。他沒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棟房子裡去，只把他在萬事亨通的那幾年積攢下來的錢拿走了（這筆錢估計少不了，他在我們家沒有什麼開銷，後來梅梅用這筆錢開了個藥鋪子）。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種語言出版的舊報紙堆裡，還有臉盆和幾件沒用的衣服。這些東西似乎都沾上了繼母說的什麼邪祟或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離開我們家三年以後）。因為我記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盤算著把馬丁安置在那間屋裡。結婚以後，我也打算住進去。總之，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和繼母閒聊的時候，我甚至提出來，現在應該把鎖拿掉，解除那道不許進入這間溫暖和煦的屋子的毫無道理的禁令。然而，在給我縫製嫁衣之前，誰也沒有直接和我談過大夫的事，更沒有講過那間屋子的事。屋子似乎還是大夫的，是他身體的一個碎片，只要家裡還有人記得他，他和我們家就永遠是藕斷絲連。

本來一年前我就要結婚的。不知道是不是由於童年和少年時代生活環境的影響，當時我對周圍事物的印象很淡薄。給我準備婚事的那幾個月裡，我對許多事的確還是糊里糊塗的。我記得，在跟馬丁結婚的前一年，他似乎只是一個模模糊糊、若有若無的影像。也許正是因為這個，我才希望他住在那間小屋裡，和我靠得近一些，這樣我才能感到他是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在夢幻中相識的未婚夫。可是，我沒有勇氣和繼母談這些想法。當然，最自然的莫過於直接對她說：“我要去把鎖拿掉，把桌子放到窗戶跟前，把床抵著靠裡的牆。我要在架子上放一盆石竹花，在門的過樑上插一枝蘆薈。”但是，我膽小，沒有決斷力，再說我的未婚夫又是那樣一個飄飄忽忽的人。我只記得他是個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僅有的具體的東西大約就是那撇亮閃閃的小鬍子、略向左偏的腦袋和從不離身的四個紐扣的外套。

七月底，他來到我們家，和我們一起過了一天。他先是在辦公室裡和爸爸談話，話題總不離一樁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神秘生意。下午，我和馬丁陪繼母到樹林去散步。傍晚回來的時候，他走在我身邊，離我很近。在緋紅的晚霞中，我覺得他更是虛無縹渺、似有若無。我心裡明白，我永遠也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個具體的人，在他身上我永遠也不會找到某種堅實的東西。否則，一想起他我就會勇氣百倍、毫不躊躇地說：“我去給馬丁收拾一下那個房間。”

直到我們舉行婚禮的前一年，“我要和他結婚了”這個想法，對我來說還是難以置信的。我是在二月間為帕洛蓋馬多的孩子守靈的時候認識他的。當時，我們幾個姑娘唱著歌，拍著巴掌，盡情地嬉戲，這是唯一允許我們享受的娛樂活動。馬孔多有一家電影院，一架公共唱機和其他娛樂場所。可是，爸爸和繼母都反對我這種歲數的姑娘到那裡去玩。他們說：“那是給‘枯枝敗葉’玩的地方。”

二月，中午天氣炎熱。繼母和我坐在走廊上，緝一件白衣服，爸爸在睡午覺。我們做著半截活兒，他拖著一雙木屐走過去，用臉盆倒涼水衝腦袋。晚上，氣候涼爽，天空邈遠，整個鎮上都能聽見為孩子守靈的婦女們的歌聲。

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