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年輕人所看重的，正是列寧所說的報刊的“組織者”的功能。

於是，就有了後來批判者所說的“《廣場》綱領”（實際上是《廣場》的編委葉於勝提出的“對實際活動的建議”）：把“促進法制的建設與改造，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化”作為《廣場》的總目標，具體的步驟是：“充分揭發三害事實”，並“逐步把中心轉移到探討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確認識問題不單是作風，而是牽涉到國家制度”。同時提出的是“輿論自由”、“取消出版的檢查制度”、“確保言者無罪”等要求，以及使“自己的社團成為當前群眾運動的核心”和“成為長久性的組織”，並“透過各種形式擴大影響”，直到“校外”去的設想。謝自立：《〈廣場〉反動小集團的反動本質》，收入《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前述《廣場》的自我定位：“面向全國的綜合性同人刊物”，“面向全國”即體現了這一追求。據批判者調查，《廣場》透過各種方式取得聯絡的大學即有：“（北京的）人民大學、地質學院、石油學院、農業機械化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鋼鐵學院、航空學院、礦業學院、林業學院、中央戲劇學院、工業學院，以及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範學院，更遠及上海、湖南、開封、太原、青島、內蒙、新疆等地。”餘光清：《〈廣場〉反動小集團在校外的陰謀活動》，收入《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這當然為當時所不能容忍，也不被一般民眾所理解。因此，當6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出反擊右派的號令的第二天）《廣場》送到北京印刷一廠時，工人即認為“裡面盡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而拒絕排印，並當面質問前來校稿的張元勳等人。參看署名“北京市印刷一廠全體職工”與“丁虹遠”等青年工人的《第一印刷廠工人給北大同學的信》（兩封），載《浪淘沙》第3期。——《廣場》的組織者之一的陳奉孝在四十多年後回憶此事時，則堅持“這顯然是當時的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搞的”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收入《沒有情節的故事》，頁505。。

在正式鉛印受阻以後，就決定自己動手油印，以《北大民主牆選輯》為名，印了500份，散發一空，同時宣佈《廣場》暫時停刊。

但《廣場》的成員卻在有組織、有領導的“反右運動”中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嚴酷的審問與群眾性的批判，7月19日、20日（正是“五·一九”民主運動發動兩個月以後）連續兩天，全校師生員工與部分外校師生一萬一千餘人召開了規模空前的“揭露、批判《廣場》反動小集團大會”，會上宣佈：“《廣場》的反動性已經遠遠超過了刊物本身的範圍”，“《廣場》編輯部是一個具有相當嚴密的組織和一套完整的綱領的徹頭徹尾的反動集團。它實際上已經成了我校右派分子的一個大本營，成了我校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司令部，成了社會上右派集團在北京大學的一個縱隊，還力圖使自己成為首都乃至其他地方一些高等學校學生右派分子的總指揮部”。謝自立：《〈廣場〉反動小集團的反動本質》，收入《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廣場》編委會成員無一不受到嚴厲懲罰：張元勳（主編）、陳奉孝（編委）、劉奇弟（編委）等被捕入獄，沈澤宜（副主編）、王國鄉（副主編）、崔德甫（副主編）、張景中（編委）、龍英華（編委）、葉於勝（編委）、李燕生（編委）、張志華（編委）等均被送交勞動教養，長達二十餘年。以上《廣場》編委會名單，據趙光武：《〈廣場〉群醜》，名單上的編委還有：袁櫓林、樊啟祥、李亞白、梁次平等。趙文收入《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劉奇弟在勞改農場被折磨至瘋，凍餓而死（在勞改農場被折磨致死的還有西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