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的案子，一旦有爭議，就必須根據法律解釋與判例來定罪。

“這是自然。”

“那麼敢問諸位大人，《唐律疏議》，是否可以為解釋之依據？”

這時廳中有部分的博學之士，心裡已是恍然大悟。馮京便即捋須笑道：“宋承唐制，《建隆詳定刑統》，雖出於周，然其源便在《唐律疏議》，雖然不可事事皆依《唐律疏議》，還需以事論事；但《唐律疏議》，確可以做為解釋之依據則無疑。”

石越點點頭，環視眾人，高聲道：“《唐律疏議》卷第十六擅興，釋此條雲：‘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輒發兵者’。疏議曰：其有寇賊卒來入境，欲有攻擊掩襲；及國內城鎮及屯聚兵馬之處，或反叛；或外賊自相翻動，內應國家。如此等事，急須兵者，‘得便調發’——謂得隨便，未言上待報即許調發。雖所在人兵不相管隸，急須兵處，雖比部官司亦得調發，掌兵軍司亦得隨便給與，各即言上。此所謂‘急須兵處，不容先言上者’。”

“又云：若不即調發及不即給與者，準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準所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權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疏議》曰：應機赴敵，急須兵馬，若不即調發及雖調發，不即給與者，準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謂軍務警急，聽先調發給與。‘並即言上’，以其不即言上，亦準所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謂非兵寇，直是逃亡，或為盜賊，所在官府得權差人夫，足以追捕，不同擅發兵之例，故云‘不用此律’。”

說罷，石越望了一眼臉色變得極難看的呂惠卿，緩緩道：“渭南兵變，此乃緊急之事，急須用兵，唐康得便調發，可矣。雖龍衛軍與其不管隸，然急須兵處，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調兵之先，已遣使急報有司，此有公文為證，亦不得謂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渾，若不即給予，聽便調發，朝廷當以擅發同罪，處以絞刑。其聽命赴難，正得其宜。據《疏議》，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盜賊，官府權差人夫足以追捕。敢問相公，這渭南一萬叛卒，可以此例？”

“若是依此，則某以為，唐康時、田烈武、李渾，並無罪有功。”石越淡淡笑道：“唐康等人為國不暇謀身，又豈會故意危言聳聽以求脫罪？況其並不曾有罪，更無必要行此下策。”他說完，斜睨了呂惠卿一眼，抱抱拳，退回座中，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同樣的事情，若在幾年之前，石越只能束手無策。但這幾年整理宋朝法律，做個小小的律師，實已不在話下。

呂惠卿卻不禁暗暗叫苦，《唐律疏議》他是讀過的，但他畢竟不是大理寺的法官，刑部的郎中，倉促間怎麼便能說想來便想起來？何況這些法律著作、條文、成例，對於士大夫來說，本是弱項；否則那些小吏們如何能上下其手，欺上瞞下？但是《唐律疏議》對於宋人來說，偏偏又是一部極有說服力的法律著作。唐康、田烈武等人之事，本來便不能不得到人們的同情，他也早有心理準備，即便判決從嚴，皇帝也可能會特敕——更何況而今石越竟然找出依據來了！雖然在唐朝時沒犯法不代表在宋朝就不犯法，但是他已經可以想見，這件本來就會有爭議的事情，將出現更大的爭議。大宋朝廷，是非得給這“擅興律”做出司法解釋不可了。

但這司法解釋，卻已擺明了會對唐康有利。從石越引敘的疏議來看，他竟然是想連田烈武、李渾也一起保了！

“便算是他擅髮禁兵之罪可議，但他擅殺叛卒數千，又當如何？”轉瞬之間，呂惠卿就決定轉移戰場。

“這數千叛卒依軍法當斬！敢問相公，主將捕得叛兵，不可以軍法從事麼？難道千里之外，還要請示樞府、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