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有‘體用、本末和義利之辨，王荊公即為聖人弟子，讀的也是聖賢書，但其所謂’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以及‘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云云，一切盡為求財，有違聖人之意！”楊時道。

“龜山先生此話也不錯，但聖人也是人，在其所處的時代和環境說出這些話，正恰如干旱逢霖，斗轉星移，時過境遷，如今已過千年，有些話就有些不合時宜了！”趙檉喝了口水道，他明白自己和這些大儒講這些，十個綁在一起都不是個，只能往務實上引導，“當年的熙寧變法，是以解決國用不足，或是府庫不豐的問題為急務，並不是以發展民生經濟為急務，而其在行動上與言中常用理財，確與聖人語和國體不合，且神宗皇帝一味地強調‘當今理財最為急務’，王荊公也不得不俯就、迎合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間的政爭以至黨爭！”

幾個人聽趙檉說得新穎，也合情合理，頻頻點頭，趙檉話鋒一轉道：“但錯在王荊公當時用了不恰當的方式和不合適的人去做事，如果其以範公仲淹所說的厚農桑、開河渠等為號，實施‘農田水利法’，恐怕事情也更能為大部世人接受，就不會引起黨爭；而神宗帝和王王荊公強力推行新法，致使‘舊黨’諸公退散，‘新黨’又只能越次提拔了一些並非品學兼優的“‘財利之人’，他這就在變法的時機、策略和用人路線上犯了為政者大忌，為以後更加激烈的黨爭以及新黨的愈變愈下埋下了禍根。”

“有理，今人在評論新舊兩黨之間的是非曲直時，皆以為舊黨中多是一君子，而新黨中除了王荊公之外盡是一些小人。”陳過廷插言道，“現在想來，王荊公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援，也只好找那些急於上進的新人。可這些人不僅缺乏歷練，且把變法作為進身之階，動機不純，這些德行敗壞、胸懷私心的人來主持變法，已然敗了！”

“熙寧變法中正是因為吏緣為jiān，掊克rì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舉官以多貸為有功，不問民之貧富，強行抑配。各級官吏則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與民爭利，搞得紛紛擾擾，莫安其居。”趙檉搖苦笑道，“靠這樣的官員去實施新法，新法只能成為他們的又一條生財之道，任憑王荊公有幾不畏，也無法改變這種官場陋習。可惜王荊公急於求成，用人不查，錯把上下官員都想象成像他一樣是為國分憂、為民請命的清官。”

“唉，恩師顥也曾談起，熙寧年間的黨爭本來也是其所要避免的，他與王安石雖道不同，但與之論事亦心平氣和，荊公也多為之動，但言路好直者，必yù力攻取勝，由是荊公與言者成敵矣！”楊時想想王爺說得不無道理，“其後恩師又言：王介甫xìng狠愎，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屈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

‘王安石變法’在後世也多有爭論，這方面的東西趙檉前世也曾看過，知道楊時其實他還有半句他沒說，程頤後來反省說：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rì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現在楊時既然知道了，不管是其礙於面子不肯說，還是不想言其師之過，趙檉也不想讓其下不來臺，便只是笑笑沒有揭他老底！

“既然大家都明白了，本王也不多言。常言道：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是希望我們放棄什麼新舊之爭的老賬，取其中有益之處，對民對國有利的都要為我所用，但也要勿忘其中教訓，再入歧途，在西北留下一段佳話！”趙檉起身道。

“願追隨王爺，為民謀利，為國盡忠！”眾人起身齊齊施禮朗聲說道．．．

窩心奔忙數rì，終於挑定了新房，進入裝修階段，這也是個大戰役，又要省錢，又要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