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偽學”；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有一個叫餘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　梟首朝市，號令開下，庶偽學可絕，偽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懮方大矣。

又過一年，“偽學”進一步升格為“逆黨”，並把朱熹的學生和追隨者都記入“偽學逆黨籍”，多方拘捕。朱熹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著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裡實在不是味道。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態度來面對這一切。例如１１９７年官府即將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後當即召集一百餘名學生為蔡元定餞行，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為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態很是感動，席後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後也許難得與你見面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別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後杖枷三千里流放，歷盡千難萬苦，死於道州。一路上，他始終記著那次餞行，那個通宵。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後跑道。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麼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蔡元定死後的第二年，１１９８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別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直到１１９９年，他覺得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於貶所，而我卻還活著，真是痛心，看來支橕不了多久了。果然這年三月九日，他病死於建陽。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於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為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行狀》）辛棄疾在挽文中寫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廩猶生。

果然不久之後朱熹和他的學說又備受推崇，那是後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後終於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面對磨難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後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在我看來，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寫出一部相當動人的悲劇作品來的。

他們都不是死在嶽麓書院，但他們以教師和學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從嶽麓書院邁出的。

朱熹去世三百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嶽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陽明先生剛被貶謫，貶謫地在貴州，路過嶽麓山，順便到書院講點學。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裡鬱郁地漫步，朱熹和張　栻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於嶽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後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是的，在這裡，時隔那麼久，具體的學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覆緬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不無神聖的事業。這項事業的全部辛勞、苦澀和委屈，都曾由嶽麓書院的庭院見證和承載，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潛身而入時所看到的那份空曠和寥落。空曠和寥落中還殘留著一點淡淡的神聖，我輕輕一嗅，就改變了原定的旅程。

當然我在這個庭院裡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涼氣。本來嶽麓書院可以以它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