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五十年代海峽兩岸的文壇均處於政治的高度干預之下，都屬於不可能具備產生武俠文學賡續或創新的環境及條件。香港則因它的殖民地性質，港英當局沒有在文學上太多加以意識形態的鉗制，又因為澳門擂臺賽的契機，加之又有羅孚的“靈機一動”，從而促成了這一新武俠文學的誕生。羅孚有一個筆名叫作“柳蘇”，如果用在這件事上，正應了那句老話：“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羅孚也因之被人戲稱為“新武俠文學的催生婆”。這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香港的文學創作環境、突發事件形成了產生武俠文學的土壤，而梁羽生、金庸這二位作家又具有這樣的寫作才能，寫武俠小說需要具備有文學、歷史、武術、技擊、醫學、天文、地理、軍事等方面的知識，同時要有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想象力、人生閱歷和較強的文字駕馭能力，缺一不可。新武俠小說不是單純的傳奇，也有許多奇情、俠情的線索構成小說中的重要情節及內容。其次，如果沒有這三位作家幾十年如一日的創作，沒有梁羽生的三十五部、金庸的十五部、古龍的六十一部作品所構建的恢宏、波瀾壯闊的系列，也不可能成就新武俠文學的名山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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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俠文學五十週年回顧（6）

回頭再來看看新武俠文學這二位大師的作品在兩岸的遭遇，就可以印證新武俠文學在香港的出現，既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也是一種文學的必然。梁羽生的作品雖然在香港左派報紙上連載，但卻進不了大陸，也進不了臺灣。金庸亦是如此，金庸更因為他後來離開《大公報》，創辦《明報》，在政治立場上有所謂向“右”轉的緣故，受到香港左派的圍剿，連帶他的武俠小說亦受到不公平的批評，佟碩之的《金梁合論》在後來引起的爭論中，有一些論者並不瞭解當時政治情勢的複雜性因素。金、梁進入內地與臺灣的時間稍有不同。梁羽生是在改革開放後的1978年才正式進入中國大陸的，先有《羊城晚報》連載《七劍》，後有花城出版社於八十年代初出版《萍蹤俠影錄》，但直到一九八八年初，臺灣當局才對他的作品解禁。（1988年1月2日，臺灣的《中央日報》首刊《還劍奇情錄》）這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將梁羽生視同大陸作家。金庸也一樣，他的作品在臺灣也是被禁的，因而，他的作品或被改名或被易姓，“金庸”改成“司馬X”，《書劍恩仇錄》改名為《書劍江山》，等等。直至蔣經國先生接見他之後，臺灣當局才漸對其作品解禁。大陸也一樣，金庸雖在改革開放之後的1978年訪問北京，鄧小平接見他之後（蔣、鄧均是金庸小說迷）才漸為改觀的。但他的作品較梁羽生遲一些進到大陸，先是1980年廣州的《武林》雜誌連載《射鵰英雄傳》（只載至第四回），比較系統的是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3月出版的《金庸作品集》。從兩岸對其二人的態度，可以看出新武俠文學勃興於香港，盛行於海外，卻因應政治局勢的變化而遲至其發端二十多年後才登陸兩地，這是一條坎坷而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卻是具有意義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新武俠小說“新”在哪裡？

距新武派小說大師們封筆至今已愈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新武俠小說的三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不僅風靡海外華人世界，也進入了中國內地，又伴隨著其作品被改編為電影、電視、戲劇等文化產品，可謂進入了大陸的千門萬戶，他們的名字廣為人們所認知。新武俠文學也從被徹底排斥而徹底翻身，甚至成為高等院校的研究課程。比如，金庸在香港、臺灣、美國、內地，都有大學為之召開學術研討會，學者雲集，各抒己見。最新的訊息是，金庸《天龍八部》的第四十一回“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被選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階中學語文讀本（必修）》，同時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