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理喻。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很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體，甚至還會悄悄地潛入人們的心底，使我們在尋找它們的時候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歷史。

我們的故鄉，不管是空間上的故鄉還是時間上的故鄉，究竟是屬於矇昧、屬於野蠻，還是屬於文明？我們究竟是從何處出發，走向何處？我想，即使是家鄉的陶瓷器皿也能證明：文明有可能盛載過野蠻，有可能掩埋於矇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補，有可能無法修補，然而即便是無法修補的碎片，也會儲存著高貴的光彩，永久地讓人想象。能這樣，也就夠了。

告別河姆渡遺址後，幾乎沒有耽擱，便去餘姚市中心的龍泉山拜謁重新修復的四位先賢的碑亭。一路上我在想，區區如我，畢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帶有某種文明光澤的碎片罷了，沒有資格躋身某個遺址等待挖掘，沒有資格裝點某種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與矇昧和野蠻的搏鬥中碎得於心無愧。無法躲藏於家鄉的湖底，無法奔跑於家鄉的湖面，那就陳之於異鄉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來踢去，也能鏗然有聲。偶爾有哪個路人注意到這種聲音了，那就順便讓他看看一小片潔白和明亮。

七

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出生的村莊這次沒有去，只在餘姚城裡見一位遠房親戚：比我小三歲的表舅舅。記得嗎，當年我初到上海時在鋼琴邊與我握手的小男孩，終於由於語言不通而玩不起來；後來“文化大革命”中陰差陽錯他到餘姚來工作了，這次相見我們的語言恰懊倒轉，我只能說上海話而他則滿口鄉音。倒轉，如此容易。　我就算這樣回了一次故鄉？不知怎麼，疑惑反而加重了：遠古滄桑、百世英才，但它屬於我嗎？我屬於它嗎？身邊多了一部《餘姚志》，隨手翻開姓氏一欄，發覺我們余姓在餘姚人數不多。也查過姓氏淵源，知道余姓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後裔，唐代之後世居安徽歙州，後由安徽繁衍到江西南昌，歷史上姓餘的名人很少，勉強稱得上第一個的，大概是宋代天聖年間的官僚餘靖，但他是廣東人。後來又從福建和湖北走出過幾個稍稍有點名氣的姓餘的人。我的祖先，是什麼時候泊到浙江餘姚的呢？我口口聲聲說故鄉、故鄉，究竟該從什麼時候說起呢？河姆渡、嚴子陵時代的餘姚，越窯鼎盛時期的上林湖，肯定與我無關，我真正的故鄉在哪兒呢？

正這麼傻想著，列車員站到了我眼前，說我現在坐的是軟席，乘坐需要有級別，請我出示級別證明。我沒有這種證明，只好出示身份證，列車員說這沒用，為了保護軟席車廂旅客的安全，請我到硬席車廂去。車廂裡大大小小持有『經理”證明或名片的旅客和他們的家屬開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視我，我趕緊抱起行李低頭逃離，可是我車票上的座位號碼本不在硬席車廂，怎麼可能在那裡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兩節車廂的介面處，把行李放在腳邊。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離開餘姚到上海去時坐火車的情景，也是這條路，也是這個人，但那時是有座位的，行李裡裝著酒浸楊梅和黴乾菜，嘴上嘟噥著餘姚話；今天，座位沒有了，身份模糊了，鄉音丟失了，行李裡也沒有土產了，哐啷哐啷地又在這條路上走一趟。

從一個沒有自己家的家鄉，到一個有自己家的異鄉，離別家鄉恰恰是為了回家，我的人生旅行，怎麼會變得如此怪誕？

火車外面，陸游、徐渭的家鄉過去了，魯迅、周作人的家鄉過去了，郁達夫、茅盾的家鄉過去了，豐子愷、徐志摩的家鄉過去了……

他們中有好多人，最終都沒有回來。有幾個，走得很遠，死得很慘。

其中有一個曾經灑脫地吟道：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車窗外的雲彩暗了，時已薄暮，又想起了崔顥的詩句。淅淅瀝瀝，好像下起雨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