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貴賤。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這種科舉原則：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於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作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考來考去主要是考文學修養和對諸子經典的熟悉程度，這種考法當然未必合適，越到後來越顯現出很多的負面效應，但至少在唐宋時代，無疑對社會重心和人格重心產生了有趣的引導。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於前者。此外，由於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由於科舉考試製度重視文化，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無數考生就要長久地投入詩賦文章的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社會補益不大而對唐宋文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韓愈後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於自己的手筆。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僕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但韓愈並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進士試卷中有時也會偶爾冒出來一些佳句，以我看，千餘年來科舉考試中寫出來的詩，最好的是唐代天寶年間的錢起在《湘靈鼓瑟詩》的試題下寫出的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朱光潛還為這兩句詩發生過口舌，真不知當年坐在考場中的錢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這兩句，整首詩並不見佳。可以理解的是，科舉以詩賦文章作試題，並不是測試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測試他們的一般文化素養。測試的目的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其意義首先不在文學史而在政治史。中國居然有那麼長時間以文化素養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

三

然而，科舉制度實實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論。這些悖論並非人為設定，而是來自於中國文化和政治構架的深層，很難排除，因此終於使科舉制度在一次次左右為難中逐漸疲憊、僵化，直至醜陋。據我所知，清代來華的不少西方傳教士在考察科舉制度之後曾大為讚歎，認為發現了一種連西方也還沒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紹。但他們的考察畢竟是浮淺的，只是粗粗瞭望了一下科舉考試的程式和規則，而未能窺及深潛的隱患，因此他們也就無法理解，有著如此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的中國，怎麼會造成國家管理人才的嚴重匱乏、整體文明素質的日益枯窘，陷於越來越混亂和貧困的境地？

外國傳教士褐綠色瞳仁中埋藏著的疑問，直到今天還對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這些疑問，不僅屬於科舉，也不僅屬於古代。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論，產生在包圍著它的社會心態中。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盡可能多的人遞送鼓勵性誘惑，結果九州島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裡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別無其它選擇的家族和個人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不就是考了一點文化知識麼？

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擔任行政官員的資格麼？竟然一下子炒得那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