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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10）

同期《學習》雜誌還發表了一則“本刊重要啟事”：“本刊因檢查工作，本期出版後，暫時休刊，定於6月繼續出版。敬希各地讀者和經售本刊的書店注意。1952年4月8日。”本期同時轉載了馮定的文章《關於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的問題》。文章前面有《學習》雜誌編輯部的一段話：“《學習》雜誌本年第1、2、3期內，有些同志的文章，在關於資產階級的問題上，犯有片面性的錯誤。馮定同志這篇文章曾發表在上海《解放日報》，我們認為這篇文章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現在轉載在這裡。在轉載時，《學習》雜誌編輯部對於原文的個別地方，作了修改。”

1952年第5期《學習》雜誌發表了胡繩、于光遠等署名的檢查《我們的檢討》，文章前面也有編輯部一段話：“為檢討《學習》雜誌的工作，我們舉行了直接參與編輯工作的同志的，包括胡繩、于光遠、王惠德、林澗清等人的會議，在會議上，著重地檢討了參與編輯工作的同志自己寫的文章。此地發表的就是胡繩等同志所寫的主要以這些文章為物件的檢討。”同時在本期的“讀者來信”專欄裡，還編髮了一組“讀者對於本刊在資產階級問題上所犯錯誤的批判”。

于光遠回憶說，第4期出版後，不知道誰（他估計是胡繩）起草了以*部長陸定一的名義作的《關於〈學習〉雜誌錯誤的檢討》的報告送中央。這個報告是1952年3月29日發出的。陸定一送出這個報告，于光遠他們是知道的，但是*並沒有就此事批評于光遠和王惠德。在事件的整個過程中，于光遠和王惠德沒有感到很大的壓力。雜誌停刊三個月後的1952年8月出版的第5期，第一篇文章便是用胡繩、于光遠兩人名義發表的《我們的檢討》。這個檢討是胡繩主動寫的，而且他願意署名，理由為他是分工聯絡政治教育處的副秘書長。于光遠說：“按理這個檢討是應該由我寫的，胡繩是沒有任何責任的，但是我沒有同他爭‘檢討權’。寫檢討畢竟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我的頭腦裡對這次錯誤的性質還沒有弄清楚。由胡繩來寫，我就可以不去傷這個腦筋了。因此我對胡繩有一種感謝的心情。但是檢討中所作的自我批評，我和王惠德並不都同意。尤其王惠德，他沒有在《我們的檢討》中署名，《檢討》中關於他的話卻說得不少，其中有檢查自己有教條主義習氣的那些內容。但是《我們的檢討》既沒有上受‘托洛茨基襲擊’‘半托洛茨基主義’的綱，也沒有上‘違反黨的路線和政策’的綱，卻用比較長的篇幅檢討自己有教條主義的習氣，那是個避重就輕的說法。”

在胡繩寫的《我們的檢討》中，認為《學習》雜誌空洞無物的、沒有具體地分析什麼具體問題的文章，的確是不少的。在最近幾期中，有些文章關於資產階級問題犯了片面性的錯誤，也和教條主義與黨八股的傾向有關，對雜誌上關於資產階級問題的幾篇文章的錯誤，文章認為，也是不能辯證地觀察和研究問題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