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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打著革新的牌子，王安石走的其實是一條老路，叫寓兵於民，兵民一體。那是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前期（春秋至南北朝）的特有產物。本質上來說，就是將帝國軍士的專業化慢慢蛻變為業餘化，這注定了王安石這一軍事變革必然失敗的命運。

轟轟烈烈的保甲法，達到了王安石和趙頊所預期的強兵目的了嗎？答案是沒有。帝國中後期長時間擁有所謂幾百萬保丁，卻從未在一次軍事行動中使用過這些“軍事力量”。元豐四年，帝國征伐西夏，本來準備開始在開封和陝西一帶徵集萬餘保丁參加這次西征，西征主帥之一的宦官王中正一聽連忙上奏摺，說就算缺兵也不能拿保丁來充數，讓朝廷取消了這一瘋狂的想法。

後來金人入侵，快速抵達帝國的首都，很遺憾，沒有看到帝國的幾百萬民兵組織對金人的入侵作出任何一絲阻擊作用。

王安石的如意算盤打錯了，軍隊這東西，還真不能搞業餘化。

而保甲法帶來的其他影響呢？那就很多了，帝國的舊黨們都筆筆記錄在案。

首先是保甲法實施的基本舉措，上番和教閱，這成了保丁們背上的沉重包袱。上頭的檔案一下，不管你地裡是不是還有糧沒收，家裡圈中的母豬是不是病了，都得去縣裡參加集訓，私逃上番，杖六十；不赴教閱，許小杖科決，不得過七十。農民多了一項沉重的義務，保正、保長、都保長、巡檢等各級官吏則多了一項欺詐盤剝百姓的權力。

於是就有了保丁為逃避教閱而自殘身體的極端事件，而不堪盤剝的保丁們群起反抗官府的事件，在各地更是群出不窮。

而擁有了一定軍事實力的保正們，很多則成了地方一霸（如晁蓋），為非作歹，作奸犯科，地方官府卻無法對其進行懲罰和制約，以至於到後來，帝國“盜賊橫行，多保甲也”，這是變法者王安石絕對想不到的後果。

當然，這都不是最壞的結果，最壞的結果遠遠沒有寫在紙面上。

從太祖趙匡胤建立這個帝國伊始，他給這個帝國鋪墊下的軍事基調就叫守內虛外。

不管後世對這個策略如何批評，它是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

對於北宋帝國這樣一個集權制封建帝國來說，帝國的首都是心臟，是樞紐，是靈魂，保證首都的安全和正常，是這個帝國正常運轉的一切前提，所以趙匡胤將帝國一半以上的精銳兵力放在了開封地區，全力保障帝國的心臟。

雖然從立國之初宋朝就失卻了幽雲地區的屏障，但帝國並不懼怕北方遊牧民族對邊界一刀一槍的蠶食，更為恐懼的是馬上民族對帝國心臟的突襲。

守內虛外的軍事基調對於保障帝國的安全無疑是有作用的，至少在宋真宗時期，在遼皇太后蕭綽發動那場決定兩國命運的長途奔襲戰時，帝國在軍事上的防禦是卓有成效的，契丹人最後連開封城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而王安石與趙頊的軍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帝國守內虛外的軍事格局，一方面是為了省錢而對禁軍進行了大幅度削編，另一方面是實施保甲法來部分替代原來的禁軍、廂軍。

在一番省兵並營後，原來屯集在京師數十里佔全國軍隊總額近半的禁軍，經過縮編大大減小，再加上從神宗朝開始，帝國主要的精力用於對付西夏人，帝國的大部分精銳部隊都調集去了西邊。

當金人入侵時，帝國的堡壘已經不再堅固，當時的西道都總管，曾經任過同知樞密院事的南陽人王襄就在他的奏議中提到，帝國自王安石變法來“創教保甲，而潛消禁旅”，在元豐年間往來於京師的道中，看到“京師延嘉以北，廢營壞驛三十餘里”。而到了徽宗時期，這些廢置的“諸班之地”、“廢營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