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又將“科教興國”立為基本國策，並要求加大教育投入。然而，僅從4％這個目標看，無論是用預算內教育經費抑或是全部財政教育經費計算，這個目標至今沒有一年完成過。1992年以來，預算內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沒有超過3％，全部財政性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也一直在％以下。

最近有一種意見認為，一些初始條件差的地區可能會選擇放棄對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競爭，而將更大比重用在取悅於當地居民的非生產性公共服務支出或是政府自身的消費上面。在中國，廣闊的中西部地區不僅在後天的經濟發展水平上遠遠落後於東部省份，其先天的地理位置、人才資源等先天稟賦更難望東部之項背。沿海地區得天獨厚的優勢對外資和人才的具有強力磁場。對於遠離海岸線的內陸地區來說，放棄或許是一種減負。從經濟理性的角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遠不是明智之舉。但是，中國的政治治理結構可能再次發揮作用。因為中央政府在績效考核時採用的是相對績效評估的方式，所以在內陸地區內部存在著激烈的競爭，財政資源的匱乏使其可能發展出更為極端的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財政支出結構。注意到這一點，落後地區一邊是遍地光鮮的開發區、寬闊的道路，另一邊是破舊的校舍、貧困的教師，那麼所有這些現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中國的地方政府就是這樣的“二元”政府：　它在推動經濟增長上不遺餘力，而在公共物品供給上卻動力不足。地方政府將其在文教科衛專案上的支出一再壓縮，國家規定的最低支出標準淪為一紙空文。地方政府未盡其責的結果是公共物品供給的不足和過度市場化帶來的不公平。200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的醫療衛生改革基本不成功。同樣的質疑也在教育社會保障等領域不絕於耳。

經濟學的邏輯一貫強調：　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中國地方政府的企業家精神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但企業化了的政府還有興趣關心“非贏利”的公共事業嗎？

當心政府的企業家精神（5）

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中國式分權的成本和收益的動態變化，並作出相應的政策調整。現有的主流意見認為應該增加其他的政績考核標準，以限制地方政府的“國內生產總值原教旨主義”。提倡綠色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動議。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仍然是治標之策。

‖路在何方？‖

首先，應改革中國財政支出體制安排本身。教育投入困境清晰地表明，中國公共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投入主要由地方政府負責，這使得財政在投入上失去了保障，這也自然成為地方政府投入不足的藉口，而中央政府政策規定也因為支出責任分配的不合理而變得難以實施。因而，變革的首要一點就是重新劃分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把提供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作為中央政府的責任。2002年我國開始啟動了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將地方所得稅的50％上收中央，並將中央全部所得用於不發達地區公共服務的轉移支付，2003年繼續將這一比例提高到60％。我們的一項研究發現，這一政策使得地方基本建設投資比重在2002年下降了，科教文衛支出比重上升了，2003年新增的10％政策調整對基本建設投資和科教文衛投入比重的邊際影響分別為和。這表明，改變以基礎設施投入為主體的西部大開發政策，能夠有效地改善公共服務的供給。

其次，確立支出責任之後，要相應地重新調整稅收收入的分配辦法。現行稅制雖然強化了中央對稅收的控制，但沒有改變原有的支出責任分配，這樣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垂直向的財政缺口，這必須由轉移支付來填補，而如何處理富裕省份的抵制將是中央政府必須面對的難題。此外，雖然政府的財政收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