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個班的一個學生幹部來到我的宿舍。敲開門後，站著，且神情嚴肅地通知，下午去參加他們的班會。我問會議的內容，他不肯坐下，也沒有回答便徑自離開。下午兩點我來到32樓，樓道里貼滿了大字報。也有關於我的，還配有漫畫，好像是契訶夫小說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說著什麼——《凡卡》是我給他們上寫作課時分析過的文章。我來不及細看，屋裡出奇的安靜；都看著我，卻沒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層和過道都坐滿了人，只有靠窗邊空著個凳子：意識到這是我的座位。便低著腦袋，匆匆走到窗邊坐下。

這時，主持人宣佈：“今天我們開班會，對洪子誠同志進行批判。”這突如其來的“批判”，和突如其來的“同志”的稱呼，頓時使我陷於慌亂之中，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的腦子裡一片空白。接著便聽到“洪子誠你要仔細聽大家的發言，老老實實檢查自己……”的話。於是，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掏出筆記本，轉身面向桌子做著記錄。從批判發言中，我逐漸明白了我的問題是什麼。一是在教學中，散佈資產階級毒素，特別是小資階級情調。另一是當班主任犯了“階級路線錯誤”，重用出身反動階級家庭的學生；不錯，支部和班會幹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幹部和貧下中農家庭，但“洪子誠沒有真正依靠我們，思想深處是喜歡那些少爺、那些小姐的”。發言有的尖銳激烈，有的語調措辭卻有些遲疑；前些天還稱我老師，現在當著我的面，不知怎樣才能做到理直氣壯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牆放的，這使我記錄時可以不面對學生，情緒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點，已經有些平淡的會議，突然出現一個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鋪的學生揭露我在課堂上“放毒”，說到激動處，放聲大哭起來。“你不讓我們寫遊行見到毛主席，是什麼居心？！我們革命幹部、貧下中農子女最熱愛偉大領袖，我們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見到他老人家，你卻不讓我們寫……”他哽咽著，無法再說下去。這真誠、發自肺腑的控訴，引起在場許多人的共鳴；有人便領著呼起“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我愣住了，但他說的確有其事。在寫作課上（畢業後我一直給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寫作課”），通常對一年級剛進校的學生，會出“初到北大”之類的作文題，許多人便自然會寫他們參加國慶遊行的情景。在文章講評時我好像說到，如果我們要戰勝平庸，就要注意和培養你的敏感，發現你的真實體驗；拿遊行這件事來說，每個人的發現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從準備、出發，寫到見到毛主席，到最後回到學校；可以寫出發之前，也可以寫歸來之後；你所認為最重要的，並不一定是最值得寫的……這個同學說的，應該是指這件事了。在這個“高潮”出現之後，批判會倒不知如何再進行下去。於是，主持人宣佈結束。屋子裡又回覆到開始前那種異樣的安靜。我收起本子，在眾人沉默的注視下，匆匆離開。

回到宿舍，從本子上一條一條地看著我的“錯誤”，越看越覺得傷心、委屈，甚至產生怨恨的情緒。回想著我如何認真準備每一次課，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寫著批語，如何對學生個別指出存在的問題。我忘記了當時的社會和社會心態，鑽牛角尖一樣想不通，真誠的勞動為何得不到承認，反而受到指責。很長一段時間，便陷於“自艾自憐”的沮喪之中，併為這種情緒的合理找到解釋。但這件事很快就被“我們”忘記。說“我們”，是因為不管學生，還是我，都被引導、並投入到對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關注。大大小小的批判會，在那幾年，也已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