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給出了答案：為天地立心（為社會重建精神價值），為生民立命（為民眾確立生命意義），為往聖繼絕學（為前聖繼承已絕之學統），為萬世開太平（為萬世開拓太平之基業）。

如此精彩雄壯的格言，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只此一次。這四句話，就是理學家的名片。

實際上，理學的思路雖然來自道家，但創造它的人都承認，理學是儒家思想，是新儒學。不過，理學談的卻是儒家鼻祖孔子最不願意談的問題“性和天道”（子罕言性與天道），表面上看，這背離了孔子的方向，但其實不是這樣。

孔子之後，儒家分為六派（李斯為代表的小康派，孟子為代表的大同派，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感應派，孟子、荀子和告子為代表的心性派，荀子為代表的考證派，司馬遷為代表的記篡派），其中有兩派在日後發揚光大，一派是天人感應派，在兩漢時期威風八面；另一派則是心性派，多年以後，它改頭換面而成為理學。

孟子說人性本善，荀子說人性本惡，告子則說，人性可善可惡。理學家則說，孟子說得對，荀子說得也有道理，而告子給我們提了個醒。所以，我們應該時刻注意自己的心，一定要“存天理滅人慾”。

為什麼會有理學的誕生，這是個深遠的話題。儒學在西漢取得正統地位後風光了幾百年。魏晉五胡亂華時，儒家四平八穩的主張在亂世失去作用，於是銷聲匿跡，直到南北朝結束後，隋唐大一統王朝到來，儒學才躡手躡腳地回到人們的視線中來。不過，四百多年不在人間，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二教的高度繁榮，使得儒家思想沒有了競爭力。唐代的韓愈曾向皇帝提出抑制佛、道二教，重新把儒家思想放到尊位上來的建議。韓愈的呼籲很快就化為泡影，唐帝國滅亡後，中國又迎來了一個血肉橫飛的小分裂時代（五代十國），到處都是武夫當權，儒學再次顯示了它脆弱的一面——只有在大一統時代才有力量——而退隱。

北宋統一中國後，第一任皇帝趙匡胤“抑武揚文”，儒學在告別人世接近七百年後終於迎來了復興時刻。這一復興是震動天地的。幾乎是一夜之間，北宋帝國成了儒家知識分子的樂園。人人都以讀儒書、參加科考而高中為生平最幸福的事，連北宋的皇帝都指著儒書讚歎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我們都知道，儒家知識分子有個極堅韌的行為就是，千方百計把他們侍奉的物件（皇帝）納入到自己設計的圈套中來。他們要求皇帝必須具備基本的仁義道德：必須要這樣，必須不能那樣。他們的政治理想就是：聖君賢相。問題就出在這裡，儒家知識分子從來沒有想過設計一種制度來限制皇權，而只是透過各種說教來讓君聖相賢。一旦君不聖，相不賢，他們只有一個辦法：乾瞪眼。

董仲舒曾用“天人感應”的方式來限制皇權，但漢武帝窮兵黷武的歷史照樣發生了。“天人感應”思想認為，國君做了壞事，老天就發怒；國君做了好事，老天就高興。北宋的儒家知識分子拿不出別的辦法，但如果還拿“天人感應”來忽悠，他們自己都會為自己枯竭的想象力而羞愧。所以，北宋的儒家知識分子們開始對“天人感應”進行升級。

意想不到的是，這段時期發生的一件事給理學的誕生提供了溫床。1058年，王安石在皇帝趙頊（宋神宗）的全力支援下進行變法。儒家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將他們統統從中央驅趕到洛陽。正是在洛陽，以程頤為代表的洛陽知識分子群沒有政事的煩擾，所以專心致志地搞起思想來。也正是在這時，這些儒家知識分子放棄了儒家知識分子本應該堅守的處理現實問題的實際性，而凌空蹈虛地談起了天道和人性。

據說，程頤年輕時聽了周敦頤對《太極圖說》的解釋後，大呼過癮說：“周老師是天下第一等人。”朱熹很小的時候就曾問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