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後一次！維特！您不要再見我了！”綠蒂的這句話對維特的打擊是致命的，他再也無力承受了，於是在聖誕夜給綠蒂寫完絕筆信，於午夜１２點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維特多愁善感的性格，是造成他悲慘結局的另一內在原因。他的感情過於纖細，性格過於脆弱，是個對月長嘆、對花落淚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似乎患了一種憂鬱症，剛到他的“隱居地”，他就發出了“人生如夢”的感嘆。我們知道，感傷主義是１８世紀５０至７０年代的時代潮流，是當時流行的“時代病”。那時，年輕人爭取自由的精神日益發揚，他們不能容忍受支配、受束縛的狀況，但是面對封建勢力極其強大的社會現實，他們行動上又無能為力，他們感情細膩，帶有一點病態，便把人生當作是可厭惡的負擔，以此來作為對社會的抨擊和反抗，德國青年這種“時代病”的外來誘因，是外國文學。歌德曾談到莎士比亞筆下憂鬱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及其獨白使德國青年為之著魔，盛行於１８世紀中葉的歐洲感傷主義文學，如斯特恩的《感傷的旅行》、揚格憂鬱、哀怨的《夜思》、格雷調子低沉的《墓園哀歌》、哥爾德斯密斯的《威克菲爾德牧師》以及麥克菲森仿作的、假託是莪相的詩歌等，對德國青年的厭世情緒更是起到了推波逐瀾的作用。讀者一認識我們這位朋友維特，就感覺到他強烈的感傷主義情調，他一味強調心靈感受，對人生厭倦，因而寄情于山水，他對月亮、大自然和音樂有著極其敏銳的反應，四季景物隨他心境的變化而變換。他第二次來到綠蒂身邊時，悲愴情緒已經很濃，周圍的景物也和他的心情一樣，已是“一派蕭颯秋意”，他只有在莪相詩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煩惱和悲傷，所以維特說：“莪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馬擠走了”。莪相詩歌中那無窮無際的曠野、勁風吹動的荒草、長青苔的墓碑，空中飄浮著陣亡英雄和凋謝的少女的亡靈——這一切使小說男女主人公的心受到強烈震撼。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文學氛圍中，人們“為自己的不滿足的熱情所苦，而外界又絕沒有刺激”來使他們“作有意義的活動，在沉悶無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來的唯一的出路”，於是人們便“滿懷憤慨，不顧一切，以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脫離塵世，倒為得計”。

維特悲劇的外部原因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維特曾想透過事業上的發展來擺脫愛情的失望所造成的心靈創傷。他走出綠蒂周圍的小世界，投身到社會這個大世界之中，他到公使館供職，以一展自己的聰明才智。但是當時德國社會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處處因循守舊、虛文俗禮，公使對標新立異的維特很是反感，周圍的那些庸人個個精神貧乏，空虛無聊，虛偽奸佞，爾虞我詐，一心追逐等級地位。社會上等級觀念根深蒂固，連馮·Ｂ小姐的姑媽，這位“除了仰仗門第的隆蔭”之外，一貧如洗的老太太，也對維特這位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極為鄙視；有一次維特無意中出現在貴族沙龍上，惹起一場風波，那些“高貴的”貴族先生和夫人寧肯退場，也不願同他這個地位低下的人一起參加晚會。受盡屈辱的維特非常憤怒，真想在自己胸口上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裡的悶氣”。由於在社會上四處碰壁，事業上的失敗，維特對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而是完全任憑自己的感情，又回到了綠蒂身邊，更深地捲入三角戀愛的糾葛中而不能自拔。可以設想，如果有一個適合維特發展的社會環境，他完全有可能幹出一番事業，從而擺脫對綠蒂的苦戀，出現與現在迥乎不同的結局。可是，德國社會容納不下維特這個天才，鄙陋的封建制度把他推向了毀滅的深淵。普羅米修斯被釘上了德國苦難的十字架，歌德自己則克服了失戀的痛苦和自殺的念頭，“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時代的騷動情緒所包含的病態和畸形的東西，全都傾洩在他創造出來的人物身上”，“揭開了沉睡在當代的深深激動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