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馬兒跑又不要馬兒不吃草，正好可以闡明明朝中後期官員們的俸祿。

明代官員日常開支到底需要多少錢？

明人李樂《見聞雜記》的記載，李樂在任福建按察司僉事並出巡地方之時，一個月內，衙內諸如魚、肉、蔬菜的開支，共計銀子2兩餘。

這或許不包括家眷的生活開支在內。

可見，一個地方官員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是每月2兩餘銀子，一年大概需要24餘兩銀子。

這僅僅是地方官員的生活開支。

若是在京城，號稱桂玉之地，百物皆貴，再加之各種必需的應酬開支，官員的家庭消費，明顯會高出許多。

據王世貞《觚不觚錄》記載，京城官員的消費，即使頗為儉樸，也需要每年將近100兩銀子；

若是不加節儉，更是高達每年600兩—700兩銀子。

又據李延昰《南吳舊話錄》記載，稍為普通的讀書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維持一年的生計，大致需要花費銀子50兩。

很多人以為一入仕途，即可致富發家。

其實並未盡然。

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同樣開始出現了貧富分化的現象。

明代官員的貧富分化，顯然取決於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與小官之間，生活境遇迥然有別。

由此而來者，則是明代官員家庭生計的兩極分化：一是家計富厚。

據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載，在松江府的官員群體中，如布政司參政宋愷、御史蘇恩、主事蔣凱、員外郎陶驥、主事吳哲，家中均積至十餘萬。

家資高達10餘萬兩銀子，顯然已是相當富厚。

即使新中的進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場趨奢之風，紛紛過起了奢華的生活。

這些官員大多已經相信，奢華的生活可以透過日後的官場生涯得以維繫。

換言之，官員的身份可以換取富厚的生計。

二是家計清貧。

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確乎有不少人的生計，仍然處於一種清貧的狀態。

明代官員家庭生計，並非一概是朱門酒肉臭的景象。

據談遷《北遊錄》記載，崇禎朝的內閣大學士薛國觀，稱得上是位至人臣之極。

但他被抄家時，所抄沒之財，不過“六百金”，亦即區區600兩銀子。

此外，薛國觀居住的房舍，客廳只有三間，居室也不過四進而已，而且均是“世產”，即祖上傳下來的房產。

又如，東林黨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戶普遍接受富戶詭計的風氣下。

卻從不接受他人投獻、詭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僅有田25畝。

至於那些身為官員典範的清官，更是無不家計清貧，其例俯拾即是。

明代中期以後，很多初任官員很多都陷於困頓的窘境，甚至導致京債的盛行。

以觀政進士為例，據萬曆三十二年（1604）李廷機的上疏可知。

他們在觀政候選之時，生計已是相當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借貸。

至於那些在京城候選末職的官員，更是窮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縫度日。

為了償還這筆債務，官員上任之後，除了盤剝百姓和收受賄之外，只能挪用庫銀還債。

明代官員的收入又如何呢？

明代官員俸給，分為本色、折色兩種支取。

本色支取的俸給，又可分為三種：

一是月米，大致為每位官員每月支取1石。

這是官員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

二是折絹米，即以絹折米，官員俸給每年有2個月支取的是折絹米，通常為絹1匹，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