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吉努斯的提議下，阿皮尤斯和馬庫斯被逮捕起訴，阿皮尤斯自殺，馬庫斯逃亡。（參見《西方名女》，薄加丘著，中國言實出版社）

如果說維吉妮是自由祭壇上的祭品，那麼，凱撒則是羅馬人民恐懼暴政、追求自由的犧牲品。當凱撒擊敗龐培、權勢如日中天的時候，當獨裁的氣息日益濃厚的時候，羅馬人的不安浮上臺面，正如莎士比亞戲劇中描寫的羅馬人的懷疑：“可恥的時代！羅馬啊，你的高貴的血統已經中斷了！自從洪水以後，什麼時代你不曾產生比一個更多的著名人物？直到現在為止，什麼時候人們談起羅馬，能夠說，它的廣大的城牆之內，只是一個人的世界？要是羅馬給一個人獨佔了去，那麼它真的變成無人之境了。啊！你我都曾聽見我們的父老說過，從前羅馬有一個勃魯託斯，不願讓他的國家被一個君主所統治，正像他不願讓它被永劫的惡魔統治一樣。”

為了防止即將到來的獨裁和暴政，羅馬人刺死了大名鼎鼎的英雄凱撒。但是，最後，凱撒的餘黨還是取得了勝利，羅馬朝著帝國演變。

孟德斯鳩在評價這兩個人的死時說道：“目睹維吉妮的死，促使人們驅逐十大官；凱撒沾滿鮮血的長衣，使羅馬重新受到奴役。”（《論法的精神》第11章）

當羅馬人奮起驅逐塔昆暴政的時候，當羅馬人不願為自己打造鎖鏈而刺殺凱撒的時候，當羅馬人擁有選舉最高權力者的選票的時候，當羅馬的法律在制約權力濫用的時候，羅馬的光芒掩蓋了其血腥殘暴的陰影，今天的文明世界無不在分享著羅馬共和與自由的傳統。

談到羅馬與長安，我們不禁還要談一談羅馬與長安的精神源頭和信仰力量。當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傳播，基督徒遭到了殘酷的迫害。相比基督徒遭受的迫害，孔子的信徒在長安帝國的命運要好得多。從兩種教派提倡的愛和人道關懷而言，我認為兩種教義都閃耀著光芒。但是，基督教作為被迫害者的宗教、受難者的宗教，基督徒對追求信仰自由有著比儒教子弟更深刻的體驗，雖然基督教執掌權力後也迫害異端，但是，在西方世界，追求信仰自由一直是一種驅動力，無論是來自基督教內部的紛爭，還是來自外部別的宗教的競爭。北美的首批移民之一，“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就是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漂洋過海，從而帶來了一個新國家的誕生。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於是，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以儒家的綱常名教來維護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大量提拔儒生充當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學之博士皆被罷免，由是自宰相至地方官員幾乎全由士人充任。同時，設五經博士，專授儒家經典；又設太學、辦學校、察舉孝廉，使儒家理論滲透到各階層、各領域，成為國家政策及管治的理論根據。儒教升級為壟斷性的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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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了長安帝國的文明。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米蘭下了一道詔諭，此詔諭並未定基督教為羅馬國教，也沒有禁止異教崇拜，但它卻遠超過加利流在公元311年下的容忍基督徒的詔諭。米蘭詔諭宣佈停止對基督徒的逼迫，並宣告良心的絕對自由，允許基督徒在羅馬帝國內和其他宗教一樣，可以享受法律前平等的地位。直到391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才宣佈它為國教。

這是東、西兩個帝國對信仰所採取的不同態度。信仰自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