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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凡整人過度的積極份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這也是我們過去親身經歷的政治運動中,所深刻體會的。他們無非是想透過非正常的競爭手段,獲得從正常途徑得不來的一切。因此,為達到比正常途徑更豐厚的回報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隨著惡的程度增高,無所不用其極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

司馬光在他憤而辭去一切職務時,給神宗上書,指斥王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小人,像大腸桿菌一樣,植根在社會的肌體之中,一遇機會,就要爆發出來。不過,君子當道,正常細胞能夠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鬧,也不敢太張狂。但有的時候,邪惡佔了上風,正派受到排斥,於是,病毒氾濫,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蘇軾這樣正直的人,就要吃苦頭了。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蘇軾,那情勢就十分可怕了。蘇軾在給文潞公的一封信裡寫過:“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舟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給陳師仲書中,很痛苦地回憶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

這種焚稿的場面,對於以文為生的人來講,當不是什麼陌生的鏡頭。

好在這世界對蘇軾來講,還不至於太絕望,至少在他被捕的當時,所有人都躲得遠遠的,不敢沾邊,還有人挺身站出來,並不避嫌的,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支援了。“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餘家致之南都。”不但親自送他上路,還照顧他的家屬,給予妥貼安置。

《宋史·鮮于冼傳》載,“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冼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詩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冼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這位太守寧肯擔風險,也要招待一下犯了錯誤,被押往京師而路過他治下的一位老朋友,這種古道心腸,就絕不是那些小人所能理解的了。

受他這次案件牽連的人不少,駙馬王詵因來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職,司馬光、範縝等被罰銅二十斤。還有一位王鞏,一向生活奢侈,連外出旅遊,也要讓僕人帶著自家的佳釀,決不肯在村店野肆喝酒的貴公子,也因與他來往,被髮配到荒僻的地方。蘇軾後來在一篇文章裡寫道:“飢寒窮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慼慼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罹此憂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

一個已經失去了一切的人,便不怕再丟掉什麼的了。落寞對蘇軾來講,是不存在的,他的一生,又是何時不曾坎坷,不曾跌跌撞撞的呢?更何況,幸好還有這些不肯劃清界限,不怕擔干係的友人,與他同在。要不然,他就一頭栽進長江裡去了,他打算自殺的,但想到身後在為他祝福“好人一路平安”時,他決定活下去。

蘇軾在《觀棋》詩裡,曾經寫下四句話:“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復爾耳。”以這樣態度對待生活,也就是像蘇軾所說的“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門默坐,喧寂一致”的境界了。能做到熱鬧和冷清都無所謂,也就置落寞於不顧了。後來,他獲釋出獄了,這位因詩被捕的大師,走出牢門的第一件事,還是做詩。“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從這首詩中,看不到他一點頹唐,仍舊那樣自負,那麼豪邁,挫折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