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各地的租稅徵收，主要採取路府總領，&ldo;府科於州，州科於縣，縣科於民&rdo;，逐級科級的方式。但是，在&ldo;腹裡&rdo;以外的行省轄區內，路府州縣的賦稅徵收，又需要受行省的綜領和監督。首先，行省有權參與議定路府州縣所掌的賦稅數額、徵收方式，也擁有對路府州縣賦稅額高低上下、此增彼減的調整權。對轄區鹽、酒、金銀、市舶等課稅，行省也有節制、掌管、監督等權力。其次，行省還代表中書省接受所屬路及直隸州的&ldo;上計&rdo;，上計稽考完畢，又需要&ldo;總其概，諮都省、臺憲官閱實之&rdo;。歲終上計之外，路及直隸州有責任隨時向行省報告財賦收入情況。發現累年&ldo;未申除錢糧，虛作實在，為數巨萬&rdo;，也申報行省&ldo;銷破&rdo;。上計和稽考財賦時，行省官員有權適當懲罰路州官吏。這就是柳貫所言行省&ldo;財賦之簡稽&rdo;職能的基本內容。再次，大約在世祖末成宗初，各行省督辦的錢糧賦稅已有了數額方面的規定。此類規定，即所謂&ldo;合辦額&rdo;，是以年份為單位計算的。&ldo;合辦額&rdo;直接向朝廷負責，或增餘，或足額，成虧欠，由朝廷逐年檢核，並實行獎勵增羨和處分虧空的政策。如&ldo;河南行省虧兩淮歲辦鹽十萬引、鈔五幹錠，遣札刺而帶等往鞫實，命隨其罪之輕重治之。陝西行省增羨鹽鈔一萬二千五百餘錠……各賜衣以旌其能&rdo;。透過掌管稅額、上計稽考和以行省為單位的定額辦集，行省充當了元廷搜刮各地財賦的重要工具。有的學者稱江浙等行省相當於向中央轉送財賦的&ldo;中轉站&rdo;，不是沒有道理的。

元人黃溍說：&ldo;……昔之有國家者，藏富之所，散於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聚於諸？薄n航逄屏剿危菔塹胤礁嘸緞姓ㄖ茫胤講聘呈紫染奐痛2賾詬髦藎笤僮魃瞎┖土粲彌嗟姆峙洹t蠆蝗弧6嗍貳18薟執1壩忻奘怠保行┥踔痢傲覆凰薏幀？。路及直隸州（府）必須把所徵賦稅先送往行省。各行省直屬的倉庫。&ldo;所統郡邑歲入上供及經費之出納，無所不掌&rdo;。特別是江浙等江南三行省&ldo;歲所入泉幣、金玉、織文、它良貨賄待用之物，以鉅萬計。所儲為甚厚，所係為甚大&rdo;。由於行省始終負有代表中央分馭各地的使命，行省代朝廷集中各路州的財賦於行省治所，已是基本將各地財賦集中於朝廷了。於此，行省主要為中央搜刮、集中財賦的職能，可謂洞若觀火了。

各地財賦集中於行省後，自然出現瞭解運京師、上供朝廷與各省留用的問題。《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紀一》大德十一年九月已醜條雲：晉王也孫鐵木兒以詔賜鈔萬錠，止給八千為言，中書省臣言：&ldo;帑藏空竭，常賦歲鈔四百萬錠，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臣等慮財用不給，敢以上聞&rdo;。

帝曰：&ldo;……可給晉王鈔幹錠，餘移陝西省給之。&rdo;

這段奏言及武宗諭旨，是迄今所見反映行省徵集財賦後上供與留用關係的重要資料。其中&ldo;常賦歲鈔四百萬錠&rdo;，與成宗初中書右丞相完澤所言&ldo;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rdo;比較，似不包括金、銀及稅糧石數收入，而中統鈔四十萬錠的差額，估計是大德二年至十一年間所增加的。即便四百萬錠只限於武宗初全國歲鈔收入，它與&ldo;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rdo;句前後連綴，也能說明如下幾點：第一，全國歲鈔收入四百萬錠中，二百八十萬錠統統解運、上供京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