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著一個終將不能獨立的階層；如果知識分子是指具有專門知識並具有強烈社會感的群體，那麼，它意味著一個從來就沒有形成氣候的人群；如果知識分子是指具有專門知識並具有獨立精神和道義擔當能力的群體，那麼，它意味著一個從來就不曾存在的人群。

知識分子現在是這樣，從前也是這樣。

日本軍隊還沒有進入南京的時候，中央大學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就開始拖家帶口地向內地奔命、逃亡，在四川重慶沙坪壩嘉陵江畔安頓下來。兩個月之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在南京進行大轟炸、大屠殺，死難者數十萬。當一九四五年日本宣佈戰敗之後，逃亡的知識分子們又紛紛回到了南京，並以勝利者的姿態鄙視所有留在中央大學的教師和學生，稱他們是國民黨“黨化”教育下的“偽民”、“偽教師”、“偽學生”。不是所有留在淪陷南京的人都是“偽民”，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可是，他們偏偏就這樣頭腦簡單了。

回到中央大學，他們繼續傳播倫理道德，繼續宣講專業知識，繼續研究高深課題。他們也拿起筆，寫下一路逃亡的艱辛，寫下他們在內地所遭受的飢餓與貧困，寫下他們苦難中偶爾作樂的趣事。他們不寫在他們逃亡內地之時堅守在南京的人們，那些貼標語、做地下工作並與日本軍隊鬥智、鬥勇的人們；他們不寫那些被拋的、無人組織的平民百姓，那些沒有來得及逃逸而被逐一槍殺、而被集體驅逐到長江邊遭遇屠殺的人們；他們不寫那幾位留在中央大學的講臺以唐詩宋詞將“我的祖國”種植在學生心靈、以中國先哲的思想激勵學生堅守祖國每一寸土地、以中華文化的獨立精神號召學生做頂天立地的中國人的教師們——黃光年、方有興、楚汴水、蔡八斤、李道凡……從內地平安回到中央大學的外國文學專業的教授在課堂上大談巴別爾的《路》，大談猶太人的不幸，說，“對於猶太人的死難，那些逃亡的知識分子不在場，都是外人。”

對於南京大屠殺，那些逃亡的知識分子也不在場，他們也都是外人！

收容難民並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是外國學者、外國記者。幫助難民併為難民醫病、療傷的是堅守在淪陷南京的教師、大學生和醫生們。在淪陷的南京，中央大學的師生不畏日本軍隊的槍林彈雨，抗議日本的親善共建，組織聲勢浩大的“禁毒運動”，以表達對國民的深切關愛，對祖國的忠誠捍衛，對侵略者的堅決抗爭。

而他們卻被這樣可恥地遺忘了。他們竟然就因此成了“偽民”。

在罹難的時代，知識分子為什麼不得不“認罪”？為什麼被罰苦役還不得不感謝“挽救”？為什麼遭受屈辱還不得不“乞求寬恕”？知識分子怎麼也可以淪落為心靈與身體的雙重奴隸？知識分子如何這般輕易地就讓智慧和理性蒙受恥辱？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生存受到威脅而又無從逃脫？是為了儲存生命而做出的選擇？被*的知識分子對加害於他們的人們產生了莫名的依賴，積極彙報思想，檢討自身，以一副“臣罪當誅”的卑微嘴臉，匍匐於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加害於自己的人。這樣的心態與七十年代發生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何其相似！遭遇綁架的人居然會由衷地感謝綁架他們的人，遭遇折磨的人居然會由衷地感謝折磨他們的人，遭遇羞辱的人居然會由衷地感謝羞辱他們的人。　txt小說上傳分享

高等學府　第十九章（2）

不可以這樣追問的！他們是有知識的血肉之軀。“即便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懲罰制度應該在具有肉體屬性的‘政治經濟’中來考察，儘管它們並不使用粗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