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數量急劇下降，最大的問題當然還是錢，辦國有化牧場，太燒錢。

首先，牧馬監馬少，佔地廣，花費相當巨大。據統計，河北牧馬監平均一馬佔地一百五十畝，其中廣平監的五六千匹馬，就佔有邢、趙等三州良田一萬五千餘頃，平均一馬佔地達二百五十畝至三百畝。包拯做過相關的調查，他指出，漳河南北良田，被水淹毀的有十分之六，其餘四分中又有三分是被牧馬監佔有，他明確提出了帝國牧馬爭地的嚴重問題。仁宗時的太常丞葉清臣給趙禎算過這樣一筆賬，當時全國牧馬監存馬三四萬匹，卻佔良田共九萬餘頃，每年的花費達百萬緡錢；在牧馬監養一匹馬，要耗費五百多緡，而向西北的少數民族兄弟們買，只需要二十五緡。

其次，牧馬監之馬多不合騎用，每“驅至邊境，未戰而凍死者十八九”。

那為什麼不去找西北的兄弟買賣呢？因為帝國“不需要”。

為什麼要繼續設定牧馬監養不死不活、不堪其用的“戰馬”呢？因為戰馬是一個國家不能缺少的資源，誰也不敢開口說一個堂堂的帝國可以沒有自己的戰馬基地，何況這是太祖祖制。

有一段時間，多年無戰的北宋人想不清楚戰馬這個資源為什麼不能缺少，以及牧馬監存在的理由。

而當趙頊上臺，想改造這個帝國的氣質並富國強兵時，擺在他面前的帝國馬事有兩個現狀：

一是帝國沒有戰馬，要用兵就要用馬，而帝國卻沒有馬用。

二是設定在全國各地的牧馬監燒錢不出馬，對“國有”牧馬業的機構改革勢在必行。

王安石的養馬法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橫空出世。

二

王安石的養馬法，用一句話精簡地概括，就是從集團化的國有大規模飼養改成分散的農民小規模飼養。

鼓勵民戶養馬，並不是王安石一個人的想法。早在真宗時期，曹彬之子曹瑋知秦州時，便試辦了農戶養馬之法，以補官方牧馬之不足，而之後王旦、丁度、宋祁、葉清臣、李中師等人都向仁宗皇帝提出過廢牧馬監、養馬於民的建議。改革馬政，也算是呼應了長久以來對帝國改革的呼聲。

不管之後舊黨們對保馬法怎樣的深惡痛絕，但是罷設牧馬監，採用農戶養馬有個鐵的關鍵資料擺在那裡——成本。

根據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官方的統計資料，農民養馬的成本是每匹花費十二點六緡。

這個資料不僅和葉清臣提出的牧馬監每馬耗資五百緡區別巨大，即使和西北少數民族兄弟開出的購買價二十五緡相比，也節約了近半。

至於民間農戶養馬的素質如何，能否保障帝國的騎兵們馳騁沙場，這倒不是最重要的了。因為牧馬監產出的馬素質同樣低下，而且農戶養馬在存活率上肯定遠勝國有馬（馬命就是農戶的命，小心翼翼是理所當然），而靠民間養馬節省下的錢，足夠帝國向西北少數民族兄弟們重新揮舞鈔票購馬了。

神宗新法期間的帝國加大了與西北少數民族兄弟馬匹的交易量，並確立了以茶換馬的茶馬交易制，在原、渭、德順軍三處設投買馬場（後改置熙、河、岷、通遠軍、寧河寨、永寧寨六場買馬），每年在西北的買馬量都維持在兩萬匹左右（年耗茶兩萬馱），極大支撐了帝國活躍的軍事活動。

還有筆巨大的經濟賬沒算上，就是帝國將原來國有牧馬監佔有的良田都租給了農民，這些廣闊的良田成了帝國一筆新的經濟收入，僅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一年，“廢監租錢遂至百十六萬”。

至於下級酷吏以此為名目逼迫盤剝養馬農戶等新法必然弊病，在巨大的經濟賬面前倒顯得微不足道了。

保馬法基本達到了王安石理財、強兵的兩大基本目的。

神宗皇帝逝世，舊黨捲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