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對司馬光亦是崇敬推重有加，嘉祐六年司馬光的堂兄司馬沂逝世，墓表司馬光沒請別人，就是王安石，架子向來大的王安石沒有推辭，寫了篇情真意切的墓表，面子是給誰的大家都知道；嘉祐六年王安石任制誥，其間王介甫擬寫過四篇給司馬光升官的詔書，裡面全是對司馬君實的讚美：“操行修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文學行治，有稱於時，政事藝文操行之美有聞於世。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

給司馬光的讚美，王安石從沒有覺得肉麻，那亦是來自王介甫的一片真心。

那時他們都不知道在以後的歷史舞臺中，他們將會水火不容，“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

這一切是怎樣開始的呢？垂暮之年的二人回憶起往事，都不約而同地想起了當年的登州小云案。

三

在這場辯論賽中，王安石站到了許遵同志的一邊，他丟擲的觀點和許大人差不多——“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這是皇帝之前發過的敕令。

而司馬光則是戴著老花鏡翻出《宋刑統》法條——“於人有損傷，不在自首之例”。

很明顯，司馬光已經避開了小云殺“夫”這一重大爭議，他顯然意識到小云是服孝期間被強配的案情，如再強調小云殺夫這一事實，必然會讓對手抓住把柄。

祖宗之法大於天，《宋刑統》上黑紙白字寫著，是抹不掉的。

對案情的討論很快變成了另一個法理爭執——國家的法律大還是皇帝的敕令大，發生矛盾衝突時誰具有優先效率。

如果以今天的視角看待，我們大可斷言司馬光是好樣的，維護法的尊嚴，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辦案，王安石則是皇帝的打手走狗，是為皇帝君主專制搖旗吶喊。

但換個角度看這出戏，你會發現，真正決定這出熱劇的是那位叫趙頊的特殊觀眾——年輕的新皇帝剛剛上臺，太想有所作為，來改變這個帝國的執行軌道，他的前面有太多的障礙，最大的一座山叫“祖宗之法”，而小云案就像上天賜給他的一把刀子。

當然，他也找到了為自己賣命的最好刀客——王介甫。

幾乎所有的帝國重臣都加入了這場神宗元年的辯論，王安石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多數的支援，“嘉祐四友”中的另兩位，韓維、呂公著很明顯地都支援老王。

第一次辯論賽的結果是王安石勝出，趙頊作出判決，王許方勝出，少女小云的薄命得保。

結果出臺，司馬光當然不服，刑部、大理寺的官員們更不服，皇帝的結論意味著他們之前的判決是錯判，要揹負司法過錯責任不說，最主要的是臉面掛不住。

於是，大理寺的官員們集體上書，要求再議。

趙頊無奈，只好再開廷議，讓帝國的司法精英們與王介甫過招。這次司馬光的陣容裡多了一個強悍的對手，仁宗時期的第一“吵架王”——時任參知政事的唐介。

唐介雖兇悍，但廉頗老矣，已不是“拗相公”的對手。辯論賽的結果是唐介丟掉了參知政事這個位置（很快王安石會坐上去的），於次年在家背疽而死（原來帝國也不僅僅是武將會患這種病）。

小云案在帝國爭議了一年多，最後趙頊發話說，都閉嘴吧，以後這類案件，一律由我來裁決。

結果是雙方都不幹，大家玩命爭了一年多，輸贏得說清楚，這算怎麼一回事？知制誥拒絕草擬詔書，已經當上了參知政事的王安石也說，雖然皇帝的敕令具有法律效力，但也不能如此草率，依“法”該怎麼判就怎麼判，不能草草了事。

趙頊吃了個閉門羹，於是只得重新擬了一個詔書，重新下了一道新敕令。

登州少女小云最終被判編管流放，之後不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