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氣與悲壯。這個故事講述了一艘航行了幾百年的帝國船隻如何在世紀變遷的風浪中沉沒，並打撈在被風塵掩蓋的歷史後面那些勇敢的心和自由不屈的靈魂。這個故事名叫《東方拜占庭的陷落——大宋帝國號沉沒的前後》。

許多年後，在距離臨安（杭州）幾千公里的一座海上的金城，君士坦丁堡，也淪陷在遊牧民族的鐵蹄和炮火下。土耳其人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策馬進城，在神聖的聖索菲亞教堂前，將祈禱的方向調向聖喀巴方向，一個持續了千餘年輝煌壯麗的夢想就此結束，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從此成為歷史。

南宋——東方拜占庭，這是凌滄洲先生2006年時並不十分恰當的比喻。長安帝國——漢唐覆滅前後，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擠壓，尤其是唐帝國末年來自西部回紇甚至是吐蕃的壓力（吐蕃軍一度攻入長安），迫使帝國的重心不斷東移。

宋朝建立的初期，尚且稱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然而這種形勢也沒持續多久，在金兵的逼迫下，帝國的權力重心南移，最後落腳在臨安。

這種情勢與君士坦丁大帝拋棄羅馬城而建都於希臘小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羅馬帝國也飽受蠻族的困擾，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不斷突破帝國的邊防，在帝國的土地上肆虐。而宋國都城被迫南移的過程似乎更加無奈——對他們來說，北方已經永久地淪陷於遊牧民族的手中了。

12世紀末，東方拜占庭的有識之士對宋國風雨飄搖的情勢十分憂憤，他們對朝廷的呼籲和在文章詩詞中表達的憂患意識，都無法激起一個衰敗的王朝和民族的鬥志，都無法遏制北方新興遊牧民族南下掠奪征服的猛烈勢頭。

1178年，陳亮先生給皇帝寫了一封情真意切、文情並茂的信，信中對宋國的戰略形勢十分憂慮：“惟我中國，凝聚天地之正氣，天命所鍾，人心所會，衣冠禮樂所萃，百代帝王之所相承。現在卻偏安一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但是哪有可能長治久安而無事的……”

陳亮論述了吳、蜀在地緣格局中屬於邊緣地帶，而錢塘又是吳之一隅。錢塘人物繁盛，富甲東南，風俗華靡，上下貪圖安樂。“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南宋中國的血性已經衰敗，李廣、陳湯、班超、張騫、竇憲、耿秉、李世民、李靖、侯君集、李勣、王玄策、陳亮蘇定方這樣的人物已經永遠消失在歷史風塵中，讓帝國末年血色漸濃中的人們苦苦回憶不已——“天下事，問天怎忍如此？陵圖誰把獻君王，結愁未已。少豪氣概總成塵，空餘白骨黃葦。千古恨，吾老矣。東遊曾吊淮水。繡春臺上一回登，一回搵淚。醉歸撫劍倚西風，江濤猶壯人意。只今袖手野色裡。望長淮、猶二千里。縱有英心誰寄。近新來、又報胡塵起。絕域張騫歸來未。”（王野《西河？天下事》）“每到危亡思名將，張騫在世又如何？君不見岳飛墳頭三尺血，臨安夜夜聞笙歌。縱有千人悲泣岳飛案，朝廷耳聾六月雪。權臣與君都沆瀣，長城自毀空悲切。”（凌滄洲《懷古》）米賈托維奇在論述拜占庭人的衰敗時，也曾有精彩的論述：這個民族變得暮氣沉沉，它既無主動精神也無意志。在皇帝和教會面前，他們匍匐在塵埃之中，背轉身來，他們卻不禁捶胸頓足。上面是暴政和榨取，下面是仇恨與怯懦。上下朝野充滿了殘酷和偽善的風氣，外表的虛文代替了真正的文化，浮華的語文隱蔽了真正的觀念。所有的政治和社會組織都是同樣的腐朽，民族精神衰老了，缺乏一切彈性。在虛偽的愛國心的掩護下，大家都只重私利，而忽略了公益。（轉引自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12、13世紀的東方拜占庭，精神也已經衰敗，生活精緻而腐化，尤其是權貴們，根本不瞭解周邊的戰略態勢。蒙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