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清談大師，因為主義會引發武裝衝突；魯迅儘管說過拿來主義，還是清談大師，他反對*示威請願，“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請不要錯誤理解了猛士的外延，它不包括學者，學者這時該做隱士。共和國時期，如果反右派僅僅限於清談，而不是掀起運動，不會損失了那麼多仁人志士（更嚴重的是從此一段時期內海外遊子視迴歸為畏途，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後來的文化革命，如果僅僅限於清談，不會破壞那麼多傳統文化。儒家思想既不適合立國，也不適合治國，只適合清談（這個問題後面再談），清談不適合大眾，更不適合革命。

回過頭來說漢以來的儒學地位。不要以為漢朝是儒教立國的，這儒家倡導以禮治國，以德為政，叫皇帝要像堯舜禹那樣“恭己正南面而已”，這天下爭得還有什麼益處，這皇帝做得還有什麼樂趣？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騙術，披儒家的禮服，罩著法家的兵器，即儒學為體，法學為用，其實治國還是秦始皇那套管用，只是接受教訓籠絡人心，給天下讀書人一個歸屬，不管你此前屬於什麼子，什麼家，既往不咎，統歸於儒；這儒當然不是真儒，而是假儒，修正主義的儒，犬儒。

犬儒將忠信禮義孝悌廉恥的仁德修正為天地君親師，把自覺執行的操守扭曲為三綱五常。本來殷人只有祖宗一元神的概念，周人維新將帝和祖分離，變為二元神。漢人復又合併為一元神，就是天子。真是不知量，這世間竟然會有人可以代表天，把龍的形象都玷汙了。天地君親師，皇帝是天子，天罩著地，君臨天下，的確，還有親和師，但親師都得聽天子的，還有什麼獨立人格。想不變質，就得清談。

前不久長卿建議我批魯老爺子和老毛，我不肯承認我沒有勇氣，找技術上的藉口搪塞過去。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誰在朝，誰在野，一目瞭然。一個學術泰斗，小學生去批，一顆紅太陽，小民去挨，無效且極不安全。佔據學術或者政治的制高點，可以將前人的屍身打爛，所以倘若朱元璋要將朱熹搞臭，輕而易舉，他是領導，可以發動群眾；魯迅要把段祺瑞罵得體無完膚，也是段活該，魯迅是學術權威，各大報紙爭相轉載；郭沫若的資源就更豐富了，他可以將鴻毛吹上天。于丹的資源壟斷標準的豐富，她佔據了中央講壇。我只能絕望地羨慕而決不能效仿，在政教還沒有分離的時候，只好清談，以保持本色。

清談絕不會誤國，相反，這種做法因為不會激怒執政者，得以儲存前人成果。儒生們的人和書被秦始皇火燒活埋了，因為他們想經天緯地；佛廟的香火歷經帝國、民國、共和國而長盛不衰，因為法師們清談，不印小冊子；試看當今中國是夫子廟多，還是佛廟多。改朝換代大家都喊“萬歲”，還是清談，它相當於“*”，因為真到危機時刻絕不會求皇上保佑，而是祖宗保佑，菩薩保佑。老毛的語錄一度引導了人民的思想、言論和行為，城裡人結婚要先來一段“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是清談，聰明的工人；鄉下人成親就不管那麼多，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對拜，崇仰天地人，純樸的農民不懂得清談。

今天國家清明，仍然要清談，因為普及國學的條件還不成熟，就跟要實現*一樣，條件不成熟。現在不是春秋戰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是好，在這種環境下，倡導國學的普及別有用心。讓于丹那種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