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五嶺地區被縱向切開，以江西、廣東合為江西行省，湘、鄂、桂併入湖廣行省，分設治所於南昌、武昌。於是，五嶺不復為憑險割據的條件，又呈以北制南之勢。秦嶺以南的漢中地區被劃歸陝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門戶洞開，無險可守。這種以北制南，各省北向門戶洞開和人為實行形格勢禁的政策，在漢地諸行省表現最為突出，從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險而守、割據稱雄的地理條件，朝廷就比較容易控制了。

總之，透過以上四項措施和政策，元廷實現了對行省的嚴格控馭和有效監督，使其諸權力基本保持在大而不專的範圍或限度內。保持這樣的限度，朝廷對行省就能始終處於以重馭輕、以內馭外的有利地位。行省則始終從屬於中央，稟命和效忠於朝廷。正因為如此，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構和權力分配中，行省大體站在中央一邊，主要發揮代表中央控制地方，為中央集權服務的作用，就不足為奇了。

上述政策的直接效果也是比較顯著的。仕於仁宗至文宗朝的曹元用說：&ldo;方伯不敢專決大政，諮中書而後行&rdo;。換言之，時至元朝中後期，行省已不敢擅自裁決大政，必須諮請朝廷都省批文而行事。終元一代，行省官還有兩個動向頗值得注意：一是很少叛亂，二是生殺予奪悉聽朝廷。元代行省官發動叛亂或自行舉兵，約有三次：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兒等發關中兵助周王和世琜奪皇位；（2）泰定末，河南行省平章伯顏舉兵護送懷王圖帖睦爾北上即皇位；天曆年間，四川行省平章囊加臺及陝西行省官黨附上都泰定帝後裔，舉兵進攻文宗政權。此三次反叛或舉兵，均是以皇位爭奪為中心的朝廷政治鬥爭的組成部分，而且多半是在皇位空虛之際，行省官各保其主所致，所以並不屬於行省官坐大叛亂的性質。另外，行省大臣&ldo;不聽沼&rdo;或&ldo;慢易中使&rdo;，皇帝往往會&ldo;遣官責之&rdo;或&ldo;命鎖系問故&rdo;。順帝至正五年，河南行省掾範孟等冒充朝廷使者，假傳聖旨，公然在行省官署殺害行省平章月魯不花、左丞劫烈等，被殺行省大臣竟俯首領死，未敢作任何反抗。這齣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向人們昭示：行省官的生殺予奪大權始終操於朝廷之手，行省對聖旨上命只能無條件服從，不得有任何懷疑或違抗之舉。這與蒙古國時期大汗派一介使者赴千里之外處置將帥那顏的舊俗，是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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