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有些人從未看過，但總會看過一些《這是我的選擇》，《這是討論》，或者《只有真相說了算》的片斷吧［9］……但，還是扔掉這些電視節目表吧。

電視螢幕，那喀索斯之鏡，是一個渴望被凝視，被讚賞的自我關注和自我售賣的做秀場。我們，電視觀眾，“被粘在”電視螢幕前的平均時間超過三個半小時。我們不會像那喀索斯那樣與世隔絕，然後死去。有時，一個迴音，一聲召喚就可以將我們從麻醉中解脫出來，重返真實社會。

這些具有麻醉作用的影像以每秒二十五個謊言的速度洶湧而至［10］，一起蜂擁而來的還有我們自我投射的幻覺，我們被割裂、被註釋，和被謊言肢解得支離破碎的生活……電視有時還會導致吸收過量“傳媒先消化物”而產生依賴、模仿，和以為倒影即真實的錯覺。透過他者的反照，凝望我們自己，夢想著成為演員，有時卻又對無法成為痛苦絕望。

事實上，電視遠比廣告及其“陰謀詭計”更具危害性，它透過更微妙更危險的方式清洗著我們的大腦。

是什麼躲在這個將電視作為完美操控工具的隱形機制的背後？繞到鏡子的背面瞅一眼……

電視收視率，老大哥的小兄弟？

上世紀50年代末，電視壟斷文化（ORTF：法國廣播電視公司）以《通欄標題》［11］為代表，試圖建立一種大眾化趣味：開始往迎合料想中的大眾趣味上轉化，窺視隱私的“談話節目”和“生活經歷毫不遮掩的展示”代替了發現和思考的樂趣。

電視最具威懾和破壞性的隱形力量，首當其衝的便是收視率。收視率是來自市場和經濟的晴雨表，用以衡量電視對其觀點和原則進行營銷推廣的能力。與其他領域相比，電視領域更屈從於來自外部的壓力：需求的制約和市場的表決都對它具有決定性影響。我們在此章將經常引用其研究成果的社會學家皮埃爾·布林蒂奧（Pierre　Bourdieu：1930—2002［12］）認為：“對電視這一營銷工具需求的滿足正是政治化民意調查所產生的蠱惑性效果在文化上的體現。”同樣，以擁有評判和選擇自由為名，大眾總是有理的。收視率由此滿足了民主名義下的需要——彷彿應當建立起一種在民意調查、收視率和人手一票的普選之間的關聯性！

我們是否還記得，1977年由西德尼·魯邁執導的影片《電視臺風雲》中，UBS電視臺明星主持人霍華德·比爾（彼得·芬弛扮演）因收視率下滑面臨被開除的命運。一天，他在直播晚間新聞時突然宣佈要自殺。事件引發軒然大波，被其他媒體爭相報道的同時，節目收視率也隨之回升。被工具化、被操縱，比爾由此成為那些“聲討虛偽”的所謂“憤怒之人”的“現代預言家”。就像巫師的學徒，這臺瘋狂而失控的機器最終逃出了操縱者的手掌，比爾在直播時死在了另一個金錢的傀儡——一個恐怖主義頭子的槍下。

事實上，沒有什麼比收視率調查更反民主，因為以料想中的大眾趣味作為期待，它必然要將很多節目排除在外。格式化、水準化，降低進入電視的要求，如此，廣告和收視率之間的聯姻達到了經濟意義上的最大回饋。我們都知道法國電視一臺於黃金時段轉播足球賽時，插播的廣告要比所有別處貴得多。

在來自商業的壓力下，收視率及其蠱惑人心的邏輯對於良知發揮著獨裁的威力，它控制著大腦，尤其是那些需要作出評判的決策者的大腦，使其成為集體性虛偽的化身。此外，在所謂的“思想收視率”中，所有的文化企圖也沒能逃脫出商業的邏輯。在它的大一統下，沒有電視科學，沒有真正的高標準文化節目，更不可能有在“黃金時間”播出的具有啟發性的辯論。

在陰暗的角落，競爭潛伏著，等待著對手“稍有失誤”的節目安排，伺機抓住其中最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