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想別的幹嘛，我只想把她幹得叫個不停！”媽的，這個小畜牲！

公司裡有位“詩人”叫樊新會，比我大三歲，出過兩本薄薄的詩集。我把樊新會介紹給徐鵬，他們在地理上是老鄉，在興趣上是“同志”。樊新會這人不修邊幅，頭髮老是亂得像剛跟女人打過架似的，為此他沒少挨老闆的數落。他的工作是圖書校對，每天都得用那副近視眼近距離地審視那些圖書稿件。九月底的一天上午，直到十一點時樊新會也沒來上班，他的呼機打不通，他也沒給公司來電話。中午我們吃飯時樊新會的女朋友從北大打來電話，焦急地央求我們快些拯救樊新會：他被警察抓到昌平去了，抓他的理由是“三無人員”。當天下午我們老闆就親自開車去昌平把樊新會“贖”了出來，這讓我們對老闆的印象有了些改觀。第二天早晨，樊新會西裝革履地出現在公司眾同事面前，他剪短了頭髮，刮淨了鬍子，至此變成了一個風度翩翩的書生。我們再沒看到他那個年代久遠的揹包和那輛簡約至極的腳踏車。他憤憤不平的是，“北京警察狗眼看人低”；他那個北大中文系的女朋友往公司打電話時是我接的，我竭盡所能地安慰了她，並向她作了一個*似的保證，“我一定讓公司領導去把他救回來！”

樊新會在國慶節期間請我和徐鵬吃了頓飯，他說他想去西藏，問徐鵬願不願意一起去。徐鵬沉默不語。我當時有些鬱悶，為什麼他不問我願不願意去西藏呢。那頓飯吃到飯館打烊才結束，有個句子被樊新會前後唸叨了七八次，“人們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土地上”，每唸叨一次他就大笑一次。看來詩人都有點神經病。

再後來，樊新會真的去了西藏，聽說他的女朋友也跟他一起去了。得知此事時我已離開那家公司一月有餘，我的一位舊同事告訴了我，我又轉述給徐鵬。徐鵬聽後感嘆道，“給詩人以自由如同給生命以律動！”徐鵬說樊新會的思想遠比他自由，我說姓樊的這哥們夠瀟灑！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徐鵬的女同事

徐鵬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出版社做編輯。那家出版社選題定在都市通俗小說，以徐鵬的文字功底，他完全勝任這份工作。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同事們為蠅頭小利而發生的種種明爭暗鬥，還有某些無能鼠輩為保住飯碗成天對領導溜鬚拍馬。我不認為他是一個僨世疾俗的人，憤世疾俗這個詞太極端。他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大男孩，他用純淨的眼睛努力尋找著生活中的真善美，但生活在這個時代註定了他是一個失望者。在文學社的期刊裡他寫道，“每個人本來都是有稜有角的，在生活浪潮的沖刷下，一堆又一堆鵝卵石出現了；人們認為鵝卵石般的身材才是適應社會的好身材”。

2003年當我們相聚在浙江時，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這樣的句子，“以血淚煮熟我的性格，以適合眾人的口味”。不難想像這些年他所經歷的心苦，是的，是“心苦”，而不僅僅是“辛苦”。

人人都活得辛苦。徐鵬告訴我他們單位有好多“叔叔”、“阿姨”吃的都是從自己家裡帶來的午餐，早晨他們上班後把飯盒擱置在暖氣片上，中午便就著白開水吃那些微熱的飯菜。徐鵬的同事中有一個叫玉彩雲的，比徐鵬大一歲，他們是同一時間進這家出版社工作的，下班後又同一段車程；但由於不在同一個部門，他們平時形同陌人。有一次玉彩雲在公交車上給了徐鵬一張名片，徐鵬為其買了一張車票，這才相聊起來。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