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多、宏都拉斯，和衣索比亞的戰爭，以及在土耳其、菲律賓、中美洲各國、伊朗，和巴基斯坦不斷增加的社會不穩定性”。

怎樣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國務院拉丁美洲人口事務辦公室專員托馬斯·菲古遜（Thomas　Ferguson）給出瞭解決之道：“只有一點是我們應該考慮的，那就是應該降低人口的密度。或者他們按照我們想要的去做，也就是說，使用一些乾淨的方法；或者我們對一些屠宰場加以輔助，就像在薩爾瓦多和貝魯特那樣。人口過剩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它處於失控狀態，就需要一個專制的權利，需要一個法西斯主義來解決這個問題。專業人士不願意削減人口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量，這是值得讚揚的。然而實際上，它只涉及當務之急和環境因素……內戰是削減人口的最後嘗試，最快的方式還剩下饑荒，像在非洲；或者像黑死病那樣的傳染病，能夠在一天之內橫掃薩爾瓦多。”不用覺得震驚，一份發表於2005年的研究結論稱，在美國，“眾多黑人懷疑關於艾滋病的權威性理論，這體現了對於政府機制存在著普遍性的不信任［4］。”

奧巴馬和“毀滅者牧師”

巴拉克·奧巴馬的精神顧問，曾主持他的婚禮，併為他的女兒施洗的萊特牧師（Wright）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民主黨神授活動中曾多次發表具有挑釁意味的宣言：“艾滋病是一個對抗美國少數族裔的種族屠殺手段……也許是由美國政府主導的。”為了將自己從這些言論導致的危機中解救出來，奧巴馬不得不“帶著悲傷和憤怒”宣佈，和萊特牧師“令人震驚”’的言論一刀兩斷：“我要徹底澄清，我不同意他的觀點。我認為這些觀點錯誤而且有害，它分裂群體，鼓勵仇恨，與我的言行和做人宗旨完全不符。”

黑人，被選中的“實驗品”

紐約市前衛生專員史蒂芬·朱瑟夫（Stephen　Joseph）在其《門內之龍》一書中提出，艾滋病是一場有預謀的生物戰爭實驗，他寫到：“在黑人聚居的塔斯吉基遺留的實驗痕跡，為艾滋病是美國政府在非洲實施的生物試驗的陰謀論提供了證據。”

1972年7月26日，《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文章，題為《梅毒的受害者，美國一項研究的物件們四十年未得到治療》。文章披露出塔斯吉基梅毒研究細節，指其為“醫學史上對人類疾病不加治療時間最長的實驗”。在這個臭名昭著的政府主導的實驗中，公共衛生醫生在超過四十年的時間裡，故意對梅肯州和阿拉巴馬州的黑人佃農隱瞞實情。三百九十九名感染上梅毒的貧苦黑人佃農和兩百零一名接受測試的男子被當作“實驗品”，卻從未被告知感染梅毒的事實，也從未接受過任何相關治療，因為實驗想研究的正是這種疾病的摧毀性效果。作為參與研究的交換，實驗室向病患們提供免費餐飲、免費醫療檢查，和涵蓋喪葬的保險。在爭取公民權利運動的壓力下，此項種族主義實驗終於在1972年被迫終止。

“不存在的傳染”

艾滋病根本不存在。如果說科學家們還沒有揭露這場欺騙的鬧劇，那是因為要保護他們在製藥業中所獲取的利益。這就是活躍於網際網路上（idasanté，Virusmyth，等等），我們叫做“持不同政見者”或者“反思者”（對於艾滋病理論進行再思考）的觀點。這些異己分子對1983年由蒙塔尼耶教授（Montagnier）團隊首次分離出來的VIH病毒的存在提出質疑。他們甚至揚言支付十萬美金給那個“能夠提供VIH存在的最逼真證據的第一人”。對他們來說，由艾滋病病毒造成的免疫缺陷實際來自於貧窮、毒品、壓力和醫生用藥。因此，治癒它毫無意義。

專門從事身心醫學研究的心理治療師理查德·蘇德（Richard　Sunder）說：“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