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暮春的時候，包拯傳來好訊息。

朝廷新的委任已經下達，仁宗皇帝下詔，將他升任為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

這個事情包拯表達了開心，但也有一些憂慮。

因為和歐陽辯這麼幾個月的溝通交流，包拯對歐陽辯視為一個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

所以自己的擔憂並不掩飾，並向歐陽辯討論稿怎麼施政。

當然，這說是討論，其實不乏有教導歐陽辯學習如何施政的意思在裡面。

歐陽辯自然理解包拯的擔憂。

開封是都城，所以對於開封府知府的任命都是很慎重的。

而由於北宋太宗皇帝和真宗皇帝在即位前都出任過開封府知府一職。

因此，後來的大臣出知開封府都在前面加一個“權”字，以表尊重，而不是臨時擔任的意思。

當時，有輿論認為，朝廷的執政大臣多是從開封府知府、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中選出的。

由此可見，仁宗皇帝再次重用包拯時，對他的期待與倚重。

然而，開封府知府並不是一個輕鬆的職位。

開封是北宋當時最大的一個城市，有居民約一百五十萬，而當時北宋全國也只有約三千萬人。

開封以一府之地容納了全國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各項公務自然是十分繁忙的。

而且京都中有很多皇親國戚、朝廷大臣居住往來。而在龐大的權貴集團中，難免會有一些無視律法、作威作福的。

而且權權勾結，即使開封府官員想要依法處理，難度也是很大的。

范仲淹任開封知府時，就因為得罪了當時的宰相呂夷簡而被逐出京城。

在北宋一百七十年不到的歷史中，卻有一百八十人擔任過開封府尹，卻只有近八十位宰相，可見其更迭之快、升遷之難。

有記載說：“當時出任過開封知府的人中，有將近一半不僅沒有因此獲得升遷，反而為此丟官離京。”

所以，這對包拯來說，是一道青雲梯，也是一座孤懸崖。

走好了，青雲直上，走不好，墜落摔得粉身碎骨不至於，但丟官離京對於有政治抱負的包拯來說，相當於社會性死亡了。

而且，包拯的壓力大不僅僅來之得失心，關鍵是，開封知府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責任。

作為一府的最高長官，開封知府要處理的包括治安、交通、訴訟、戶口、賦役、教育、賑災、市容在內的開封府所有工作。

其中，執行律法、維護治安、治理刑獄更是重中之重。

不過歐陽辯在這個事情上並沒有多嘴，在實際操作之中，包拯才是真正的行家裡手。

歷經地方-中央-地方的磨鍊，包拯早就已經是個成熟的政治家。

歐陽辯這樣的鍵盤俠在這種實際治理一個大城市上，他並沒有信心比包拯做得好，胡亂開口，那是要貽笑大方的。

好在包拯只是想借此教導歐陽辯而已。

包拯自己提出問題，然後自己解答，又把後面的考慮的本質一五一十的告訴歐陽辯。

——我為什麼要做這些，是因為什麼什麼，後面會有什麼變化，我需要做什麼改變諸如此類的細節。

離著包拯回京的日期越近，包拯寄回來的書信就越厚。

歐陽辯不由得感動，包拯書信中的殷切他心裡很明白，固然是長輩對後輩的愛，也有他對這個國家的愛，希望為國家培養出一個人才。

歐陽辯將書信都收起來，打算以後給包拯的治國理政的理念出一本書，當然還得結合實際操作案例來書寫。

除了和王安石包拯這些溝通的事情令他開心，西湖城專案的進展也讓他頗為振奮，每日裡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