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經北方漢人而流入南方。理由是：“南方潮溼，到處是泥，古代又沒有什麼柏油、水泥可以把地面弄乾淨，自然條件似乎不適於養成下跪的習慣。南方人見了尊長顯貴，無非打個拱手，作個揖，唱個大喏便是。而北人就不一樣，納頭便拜。北方地面乾燥，拜完起身拍拍膝蓋上的灰土，又可以清清爽爽站成一個模樣。”

玄武門兵變之後，“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 資治通鑑 》卷第一百九十一　）。為了安撫父親並表示自己的孝心，李世民把李淵當成“超級奶爸”，據信是對“牛羊跪乳”直接模仿的古鮮卑遺風，元代之後才由中原傳入南方。

《 文山先生全集 》卷十七說文天祥被解至元大都，丞相博羅召見，文天祥“長揖”而不跪，通事（　翻譯　）命他跪，文天祥答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

所謂“北跪南揖”，義正辭嚴的詭辯也，不妨視之為一種以身體的政治正確來保持政治正確的策略。然而許多年以後，跪拜一事終究還是從南北分裂演變為東西對抗，成為另一版本“夷夏之別”的一個重要指標。1793年，為了免向乾隆行三跪九叩這種“野蠻人或異教徒的禮儀”，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英使馬戛爾尼（　Lord　Macartny　）在清朝官員及乾隆面前以“單膝下跪”還是“雙膝下跪”為技術性掩護，重複了一場文天祥式的詭辯。

今之視昔，“單膝下跪”（　get　down　on　one　knee　）和“雙膝下跪”（　get　down　on　one’s　knees　），與其說是外交禮儀之爭，其實更像一場無聊的文字遊戲。

魯迅先生在討論翻譯問題時，曾以“跪下”是否要譯作“跪在膝之上”以及“天河”是否要譯作“牛奶路”為例，指出處理該等譯文需“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我個人的咀嚼結果是，在一個客體面前採取跪姿，不論禮儀的象徵性還是道德之內涵，僅以人體工程學觀之，最基本最直觀的功能，無非就是使主體在物理高度上顯得比客體要低。故不管“北跪南揖”，“單膝下跪”還是“雙膝下跪”，功能上都是要讓自己顯得比對方矮半截。

據《 事林廣記 》：“凡揖人時，則稍闊其足，其立則穩。揖時須是曲其身，以眼看自己鞋頭，威儀方美觀。揖時亦須直其膝，不得曲了，當低其頭，使手至膝畔，又不得入膝內。揖時須全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謂之鮮禮。揖尊位，則手過膝下，喏畢，以手隨時起，叉手於胸前也。”可見“曲身直膝”也好，“曲一膝，曲雙膝”抑或“身膝俱曲”也罷，皆是以身體高度上的差異來體現等級、尊卑和權力的秩序，對於施禮者而言，共同的潛臺詞就是——I服（　伏　）了You！

I服了You！（2）

揖和跪最本質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豐富的互動性及其給主客雙方帶來的高度快感。被跪方的快感，來自於對下跪姿勢予以還原或是保持的決定權。以近來備受爭議的麥當勞“下跪”廣告為例，賣方的快感得自於以“365天的優惠”之承諾向那個“因錯失良機而心痛的下跪猥瑣男”下達“平身”命令之權力；下跪方則以運用這一體位而達到某種訴求為樂。“跪求”者，可求助、求命、求財（　請求延長打折期　）、求愛——阿Q在向吳媽提出“我和你睏覺，我和你睏覺！”的要求時，不也“忽然搶上去，對伊跪下了”嗎？

當然，下跪也可以是一種以柔克剛的要挾——“你若不允，打死我也不站起來”。磕頭如搗蒜，雖說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但大不了我出蒜泥，你出白肉，風險是夠大，但在“誰把誰吃掉”的意義上，終究還是值了。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