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到額頭當場昏迷，醒來後並無大礙；另一個講師被埋在土牆下，腿部骨折，差點喪命，如今還躺在醫院裡慢慢休養。

這種情況已經算好的了，西南聯大剛剛成立不久就遭到轟炸。那是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昆明，由於城內的防空報警系統不完善，共被炸死掃死兩個學生、三個校工和三個教職工家屬。

現在不管是拉防空警報的警報員，還是學校的師生家屬們，都對空襲習以為常，人員傷亡大大減少。

如此朝不保夕的日子，不但沒有把師生們嚇退，反而激起他們的愛國熱情。全面抗戰期間，超過30％的聯大學生投筆從戎，還有多名教職工也入伍當兵。

比如大詩人穆旦，此時就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書，畢業以後留校任教。24歲時，穆旦以大學助教的身份報名參加遠征軍，歷經九死一生才僥倖生還。

周赫煊對此有些羞愧，因為他抄了穆旦的《讚美》，他能做的就是儘量在財物方面幫忙。

來到昆明的第五天，雨停了，周赫煊把梅貽琦約到茶館見面。

“泡茶館”和“跑警報”是聯大師生的集體記憶，他們不是在茶館裡娛樂，而是去茶館裡做學問搞研究。

西南聯大隻有圖書館是瓦房，不受下雨的影響。但圖書館空間有限，只能容納少數人，剩下的就只能去附近茶館了。茶館裡有電燈，泡一杯茶就能坐大半天，是個讀書學習搞研究的好地方。

時間一長，茶館老闆就感覺受不了，有些故意調暗了光線，明擺著不想師生們來蹭位子。

梅貽琦端著茶碗蓋撇沫子，問道：“周先生要走了嗎？”

“明天就走，”周赫煊拿出一張支票說，“在昆明銀行能取100萬法幣，是拿來給學校修圖書館和校舍的。圖書館太小了，規模應該擴大一些。校舍的鐵皮房頂也該換了，全部換成瓦片，至少下雨天能照常上課。這些錢儘快用出去，最好立即找人購買建築材料，否則再拖下去物價又要漲了。”

這年頭是資本家都難受，別看周赫煊在四川開工廠搞房地產大賺錢財，但物價上漲的速度有可能比賺錢速度更快。現在賺幾千萬感覺好多好多，但再過幾年都是廢紙，1943年西南聯大買一個電錶就能花掉15萬元。

與其把錢放在銀行裡貶值，不如把錢用在實處，至少周赫煊心裡要好過一些。

當然，還有更穩妥的保值方法，那就是把錢換成黃金或外匯。四大家族帶頭各種儲存外匯，民間人士則挖空心思儲備黃金，傻瓜才把不斷貶值的法幣捏在手裡。

梅貽琦拿著支票，感覺心頭又暖又酸，他有些哽咽道：“周先生，感謝你對聯大所做的一切，我會立即讓人購買磚石瓦片。”

周赫煊又拿出一份電報，笑道：“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農學院的師生，已經發來回電，他們昨天就從成都啟程了，還帶來了美國引進的良種雞。我只負責出錢，剩下的你們自己接洽解決，開辦養雞場的資金我會陸續匯來。”

“聯大師生一定把雞養好。”梅貽琦說。

民國時期，就屬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農學院最厲害。前者始於清末張之洞，技術底子雄厚；後者就更厲害，各種國外知名農學院前來教學，一些國際友人在抗戰期間也沒離開中國。

這麼說吧，除了部分屬於蘇聯支援以外，新中國的農業技術發展就是靠這兩所大學打下基礎的這還是在大量頂尖農學家選擇前往臺灣的情況下。

另外北平農業大學也比較給力，但比起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的農學院還是遜色許多，主要原因是長期沒有穩定的經費來源，導致師資和生源越來越差。

6月23日，周赫煊離開昆明。

走之前，周赫煊去拜訪了龍雲的三公子，感謝對方提供香菸等物資，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