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想著。

果不其然，在透過虞美琴爭取了一些時間後，捋清了對方攻擊點的馮見雄，再次火力全開：

“我不得不正告對方辯友：一切不從比較優勢著眼、空談某事物好處的辯詞，都是耍流氓。所以對方辯友剛才口口聲聲地重複和感情渲染，在我看來根本毫無意義。

一個貪wu犯也有可能工作中為民幹過實事，雖然他的動機可能只是好大喜功。

一個**犯也有可能對朋友特別仗義，生活中是個‘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三觀的傢伙，所以才做出如此輕率的獸行。

一個搶劫犯、盜竊犯，可能同時是個孝子，因為沒本事又要養活父母妻兒才作案。

但是，這一切的一切，難道就能說明這些人不是一個壞人了麼？他們對社會就不是‘弊大於利’了麼？顯然不能！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作出如此判斷？

正是因為這些犯人行的小恩小惠、所做的貢獻，或許在‘量’上，不能說是微不足道，但在‘質’上，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貢獻，社會上其他大多數人也可以做到，所以這些微薄的優點並不是他們獨有的。

而他們帶來的社會危害，卻是隻有極少數人才會去做的，因此這些人才被判定為弊大於利，必須嚴懲。

今天，對方辯友口口聲聲拿著賽前準備的提綱，想給我們畫大餅、描繪美好前景、宏闊藍圖。

可是我方也已經一再強調了智慧手機雖然確實可以做這麼多事情，提供這麼多便利，但捫心自問這些事情都是‘只有’智慧手機能做、獨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嗎？如果傳統手機加電腦也能做其中絕大部分的事情，那麼這些重合的部分就不該算在智慧手機對社會的‘利’上。

當然，我們都是講道理的，將心比心，如果剛才我方提出的那些‘智慧手機之害’裡面，有其中一點或者某幾點，對方辯友能夠說出‘這不僅僅是智慧手機之害，傳統手機也有，或者個人電腦也有，那我們也會虛心接受的啊’但是，有麼？至今為止我沒有看到對方辯友舉出任何一例這種情況。我一直很期待你們能找出來，讓真理越辯越明。”

狠狠一擊耳光，把所有唱高調和稀泥的戰術，統統打回原形，形如**。

金陵大學的四名隊員，頓時陷入了短暫的呆滯。

這個辯題，一下子被從排比式打排炮比嗓門比唱高調的模式，變成了近身纏鬥，手術刀式的精確打擊。

而這恰恰是金陵大學隊十五年來的弱項看過金陵大學風格的，都知道這支隊伍是很喜歡層層遞進打排炮，假裝格局宏大，站在鴻觀的制高點上俯視敵人。

但馮見雄的戰術，偏偏用一個精準而死咬七寸的妙招，把戰鬥拉回了“比較優勢”的細賬上來

你們要唱高調講大勢？講個屁啊！你們說的智慧手機的好處，哥都承認了呀！但這些論據，和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的判斷，並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啊！

哥只咬死一點：那就是這些好處並非智慧手機一家獨有，而哥剛才深思熟慮預作準備的那些壞處，卻可以保證是智慧手機一家獨享。

作為法學生，從來都有一種素養。

那就是看問題的時候，要從“首先，主觀上有xxx的動機。其次，客觀上實施了xxx的行為。再次，且從結果上來看，造成了xxx的危害事實。最後，xxx的行為與xxx的危害事實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係”這個四段論嚴密推導。

要乾死對手，從來不需要在四個點上都平均地取得突破。

只要從一個點，認準要害，迅猛一擊，徹底打死，永不翻身。

就像一把直擊命門的柳葉刀，血未見，敵已亡。

這就讓金陵大學很難受了。

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