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因為你長著一張沒有特色的臉。而我，需要這樣的臉。”

費里尼並不是為了打擊馬斯楚安尼，他說的是實話，也是為了闡明自己的藝術主張。那就是，摒棄人物本身，讓電影闡述本身的意義。馬斯楚安尼很快明白了。於是他就這樣與費里尼捆綁在一起，共同創造了《八部半》、《甜蜜的生活》、《羅馬風情畫》等一批傑作，在電影中，馬斯楚安尼就像一個導遊一樣，從不喧賓奪主，他引導著人們將注意力轉移到導演想要表現的東西上面，而他，甘當一個活生生的道具。

如出一轍的是李康生。這個陰鬱的傢伙與臺灣導演蔡明亮的關係同樣如此。我看過很多蔡明亮的電影，但對於李康生，我甚至都沒有看清楚他到底長得什麼樣。這真是怪事。也可能不是沒有看清楚，而是沒能記住。李康生就是那種看一百遍也記不住模樣的傢伙。對於李康生，蔡明亮這樣評價：“康生的臉就是我電影的特質，我的電影可以沒有對話、沒有音樂、沒有太強烈的戲劇動作，甚至沒有清楚的故事，我一直維持在這個狀態裡面，正是這種狀態的維持可以讓大家看到每次細微的表現，但每次我都朝深處走。”對於蔡明亮來說，他要的就是李康生那張芸芸眾生的臉，這樣的臉是沒有特質的，不容易讓人記住，不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更不會因為演員本身而忽略電影。蔡明亮對於自己電影的看法是，人物是不重要的，情節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那種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還有那種迷茫的狀態。

對於賈樟柯來說，王宏偉也是如此。賈樟柯的電影中，幾乎每一部都有著那個長著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戴黑框眼鏡的小人物。他叫王宏偉，一個長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電影演員。他與其說是電影中的人物，還不如說是電影中的符號。一個帶有賈樟柯電影強烈意義的符號。20年前，我們經常在縣城或者鄉鎮看到這樣的人物，他們晃晃悠悠，無所事事。他們的名字可能叫小武，也可能叫小明，或者大號叫張建國什麼的；他們會扯著嗓子唱卡拉OK，時常在路邊的桌子上打檯球，會玩腳踏車；喝劣質燒酒，抽劣質香菸，重義氣，守諾言；打架特別不要命，有時候悶頭悶腦地就拾起一塊磚頭砸在別人腦門上；他們不太會追女人，只會油裡油氣地騎著腳踏車跟在後面吹著口哨，或者偷偷把電影票塞進人家兜裡……這樣的人物，那非得由王宏偉才能演好的。這樣的面孔，就是一個時代的面孔。

面孔往往是攜有某種集中性的。梁朝偉的臉也是這樣。雖然梁朝偉演過太多的香港爛片，但又有誰能比他更像三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呢？前一段時間李安的《色，戒》獲得威尼斯電影獎，無疑，梁朝偉居功自偉的。梁朝偉一出現，電影彷彿就回到半個多世紀以前。有一天跟朋友們談起梁朝偉，談起他的面孔和氣質。我說，你見到過樑朝偉發怒或者個性鮮明的時候嗎？朋友們想了想，一個個搖搖頭。實際上樑朝偉和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就那樣如溫吞水一般，憂鬱著，曖昧著，也沉淪著。他的個性一點也不鮮明，看起來不僅僅是人生沒有方向，連整個生活也無所適從似的。但就是這種不鹹不淡也不酸的角色，在詮釋王家衛李安們要求的同時，還著實迷住了很多人。也許是因為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太功利了，太明白也太逼人了吧，人們反而會喜歡那些不鹹不淡不酸不醋的人。怪事！

前一段時間，在閒談時，曾有人跟我談起姜文。說姜文哪是在演電影啊，都是在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