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尚書》除開《西周書》之外，也全部是後人偽作。

這本書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論語正義》之後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當時今古文《尚書》並沒有分開，一直是合在一起出版的，要到朱熹才開始慢慢懷疑到今古文《尚書》，便把今古文《尚書》分開來講。此時石越直接攻擊《古文尚書》是一本偽作，而《今文尚書》則大部分是戰國人寫的偽書，如何可以不引起軒然大波？石越費盡心思弄出這本書，並公開刊發的目的，一則是為了進一步確立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二則是想要顛覆當時人們對上古三代的認知，關於三代最原始的資料出自於《尚書》，一旦《尚書》的真實性被質疑，那麼其權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重新解釋經典，構建一個新的上古三代；三則是引發一點疑古的思潮。

如果說《論語正義》一出來，是讚揚遠遠多過批評的話；那麼《疑古文尚書偽作論》一出來，便是讓許多人目瞪口呆，輿論幾乎是短暫性失聲。而等到最初的驚愕之後，留給眾人的，便是一種複雜的心情。《古文尚書》之偽幾乎是無法辯駁的事實了，反正是東晉人獻的，不是什麼古以有之的東西，大家也能平靜的接受。但是對《今文尚書》的質疑，卻未免有證據不足之嫌。一時間批評的聲音都是針對《今文尚書》部分而來，其中攻擊得最賣力的，便是陳元鳳。只不過他的反駁，完全是一篇對石越人品的責難，在學術上實在沒有太多的意義。而石越對《今文尚書》某些部分是否偽作，並未給出定論，這些反對的聲音沒有引來石越的辯護，反而引來了不少著名學者的辯護。

《疑古文尚書偽作論》的出版真正引發了一次學術界的大討論，其直接結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從此考試不再考《古文尚書》；其後遺症是今文經與古文經的戰火，由此重新點燃，這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四月的風暴並非僅此而已。在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自己創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這本書全文不到五萬字，是一部烏托邦式的著作，以復興上古三代（堯、舜、禹）的名義，講敘了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諸方面的內容。石越與蘇東坡所談的民主議會的思想，便反映在這本書中。其中心思想無非是天子是受命於民，而非受命於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先空洞化對三代的記載，然後對上古三代進行自己的解釋，借三代的名義搶佔對儒家經典的制高點，再輔以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解釋，完成對儒家學說內部的改革——這是後世對石越的種種行為的解釋。當時的宋代，在文化上實際上和漢武帝時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經學經過兩晉之變，在唐代復興，卻又慢慢讓位於詩賦，到五代士風淪喪，可以說在宋代遲早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來佔領思想界的王座，這完全是一種客觀需要。所以先有所謂古文運動，然後有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最後有朱熹完成的理學……群雄逐鹿，最後理學捷足高登，主導中國數百年的思想史。此時石越的作為，不過趁古文運動已到最後的輝煌，正準備完成它對晚唐以來豔麗的文風最後一擊，而王學尚未問世，理學影響未大之際，趁虛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說，加入到這個思想界王座的競爭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來“復古、樸實、求是”三原則，繼承古文運動的精神，他公開說三代無書，漢人之文風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應當學西漢；而做人或為文，都應當講究樸實無華，不應當追求浮華的東西，文景之世，皇帝詔書如同白話；又三代堯舜禹，漢代文景，沒有皇帝給自己加尊號，他們的令名照樣傳之於後，石越甚至大膽的在文中呼籲皇帝不要給自己那種長而無實的尊號——這一點其實是謀定而後動，趙頊對於加尊號的確是沒有什麼興趣，終其一生，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