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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以何炳棣等上世紀70年代初的訪華觀感為例（4）

一個基本事實是，二十多年後，楊振寧、何炳棣有明確言論，對他們當年對中國的失察做了反省。楊振寧說，十多年以後，有一位新聞記者問他：“你於70年代初講了新中國很多好話，你今天怎麼評價你當時的言論呢？”他回答說：“我那時沒有了解‘*’的真相，我承認我是蹩腳的新聞記者。可是請注意我不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國的。”16

何炳棣晚年提到他上世紀70年代初訪華的觀感時曾說：“至今不少海外愛國人士仍勸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卻願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同樣願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關中國資源和經濟前景的一系列文章。”17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五位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的訪華觀感，都用了比較的眼光。需要注意的歷史事實是，他們都是戰亂中離開中國到美國去的，當時戰亂中的中國情景，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國家連年戰亂，導致民不聊生，特別是下層社會極端貧困，這樣的歷史情景曾經刺激了當時還在學生時代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盼望中國統一、安定、強大，不再受外人的欺侮，是當時中國所有知識分子內心的渴望。上世紀4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普遍對現政權產生反感，在思想深處普遍產生左傾萌芽。所以在去國二十多年後，看到國家統一成為基本事實，看到社會成員有組織的集體生活，和早年留在記憶中的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印象比較，西南聯大知識分子過於強烈的民族情感，讓他們很難再調動自己的知識和學養去理性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

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在中國訪問的時候，曾見過一些親朋故舊，雖然在當時的歷史處境中，那些他們所見的人，不可能對他們大膽講出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處境，再加上當時他們到中國來的國賓身份，所到之處看到的是一片光明。

當時中國在接待外賓方面所表現出的虛假作法是普遍現象，常常是提前排演，或者用政治手段威脅外賓的親朋故舊，不讓他們講真話，再有就是臨時裝扮外賓所要到的機關場所和親戚家裡的生活條件，等等。但有一個問題在困擾人們，這樣的行為難道會天衣無縫嗎？這些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均是智慧超群之士，當時經歷也是閱盡滄桑，何以會對此一切毫無察覺？合理的解釋是他們不可能一點沒有察覺，是他們強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讓他們在西方那樣的處境下，再來對自己的祖國提出批評。這種家國情感超越事實判斷的歷史現象，是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統一渴望的極端表現。以事實判斷，他們不見得對當時中國的真實生活沒有一點自己的獨立觀察，但對國家統一的強烈感情，讓他們的理性失去了對事實的反省。楊振寧的“我不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國的”的心境，何炳棣的“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的說法，都是很好的證明。家國情感超越事實判斷，統一意念妨礙知識分析，資訊阻塞導致背離常識，輕信國家強大產生民族幻想，這是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當時的基本思想狀況。當先入為主的觀念和情感主導思想時，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對事實的判斷，可能會不如一個家庭婦女。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以何炳棣等上世紀70年代初的訪華觀感為例（5）

1962年，楊振寧在日內瓦和他的父母見面。數學家父親楊武之告訴楊振寧：“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製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在研製原子彈）。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