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lost　the　chance　to　see　me，意思是“他從此就失去了見到我的機會”。唐德剛用這個例子來說，歷史要寫得活生生，要寫得讓人愛讀、好看。如果史家來寫，某年某月某日，丘吉爾計劃跟希特勒會面，後因某某事，約會取消。這是歷史的記載吧？如果我們查歷史檔案，或許有這樣的記載。它是沒有錯，是確鑿無誤的，記錄了某個歷史的真實瞬間。但這樣的歷史好看嗎？我們不愛讀啊！丘吉爾的這樣一句很幽默的話，把丘吉爾的性情、政治家的智慧和對於希特勒的某種看法——我替你遺憾，你再也見不著我啦——活畫了出來。

唐德剛是要用這個來說明，歷史都是由後人書寫的。如何書寫歷史？因為書寫者的不同，書寫出的給我們看的歷史也就不一樣。今天看很多史書，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寫法很好看。為什麼近年來華人學者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賣得那麼好啊？它的寫法似乎跟我們的史家不一樣。這樣，我們的史家就要思考了。為什麼我們寫出來的歷史書不好看呢？是不是有史觀的問題？是不是有寫史的結構上的問題？是不是應由那些華人學者寫史的方法上，來檢討一下我們的史學書寫？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現在已經有中青年的歷史書寫者，寫史的時候已經跟老一輩的歷史書寫者不太一樣了，我也看過一些，覺得不錯，挺喜歡。過去有些前輩的史學家——我沒有任何貶損的意思，他們可能在某一個時期受到當時的特定影響——寫出了那種具有特定侷限性的史著，今天看來，那樣的史著其學術價值已經要打折扣了。這其實也是作為一個史家，或者作為一個學者在落筆之前最好要估量一下的，其實就是如何講史德（或者叫學者的品德）。古代就有那樣的史家啊，為了記錄歷史的真實，如實書寫，結果被國君殺了。讓他兒子來寫，依然這麼寫，再殺了。讓他的二兒子來寫，還是這麼寫，國君下不去手了——這是史德。寧肯死，也要把真實的歷史記載下來。但在中國的史庫當中，像這樣真實的史實有多少？多不多？不知道。這得去問大史學家了。

還有一些，從《史記》來講，我想到了這麼一個細節，因為中學課本里都選了《陳涉世家》，很多人都讀過。裡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是陳涉在做僱農的時候，曾經跟他做僱農的一個夥伴講了他超乎尋常的遠大志向，說：“苟富貴，無相忘！”那人笑他：“若（你）為傭耕，何富貴也？”你現在是僱農，將來怎麼可能富貴呢？還想那麼遠。緊接著，司馬遷的筆讓陳涉說出了我們現在也常用它來向看不起你的人所說的那句話，“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兩個僱農的對話，司馬遷怎麼知道的？當時沒有錄音機，沒有記錄。是那個僱農在陳涉後來發達了以後跟別人說，哎呀，當年他曾經跟我說過這樣的話，我還看不起他呢？或者是陳涉發達了以後跟別人說，我當年就有這樣的志向，所以才有我的今天？這兩種可能性都有嗎？如果都沒有，那就是司馬遷憑著他寫史時的文學家的想象，告訴了我們文學的歷史真實。

《史記》中這樣的細節很多，隨便舉一條就行。《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這一句話不就是“荷馬史詩”嗎？今天看美國根據《伊利亞特》拍的電影，不過我沒看過，它把希臘眾神在戰爭中的不同表現，透過現代影視表現出來。它從何而來？從《荷馬史詩》。假如說我們今天根據司馬遷的《史記》，改編成一部電視連續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