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部文學作品。但文學作品當中，有關於古希臘歷史的真實痕跡嗎？美國有兩個口述史學家，是師徒倆，師傅叫米爾曼·帕裡，徒弟叫洛德。他們經過多年的研究，認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兩部被後人稱為偉大史詩、總數約達28000詩行的敘述作品，遠非荷馬一人所能作，而肯定是希臘人集體的遺產。他們經過前往當時還流傳著很濃厚的口述傳統的前南斯拉夫地區進行探察，並把探察的錄音帶回來加以詳盡的分析，認為史詩中高度程式化的固定的“特定形容詞”當中、背後掩藏著他們的一種發現。第一，發現這種演唱風格有著悠久的傳統。第二，他又發現，正因為是這樣的演唱傳統，所以荷馬史詩是歷代地、疊加地、不斷地創造、再創造形成的。

其實，早在“荷馬時代”稍後不久的歲月，關於“誰是荷馬？他是何時創作出那些我們慣常歸功於他的詩作的”這些問題就已經成為懸而未決的公案，很像《紅樓夢》。“荷馬問題”變得撲朔迷離。由於沒有留下關於荷馬史詩創作者的確切記載，後世的學者們只能根據零星的線索，來做各式各樣的主觀推斷。就像現在，對《紅樓夢》的作者，我們也有很多人做出了不同的推斷。有的說是曹雪芹，有的說是曹雪芹的父親，還有的說根本就不是他們寫的，而是一個抄書者——這個也當成一個笑話，有一個紅學家，好像是陳維昭吧，在某次講座時說有人提出質疑說“曹雪芹”這個名字是“抄寫勤”的諧音。當初因為《紅樓夢》的流傳版本很廣，很多人抄啊抄啊，流傳了不同的本子，其中有一個抄書的人抄得特別勤，抄一部給人一部，後來人們就把抄寫《紅樓夢》的這個人叫“抄寫勤”，“曹雪芹”是這麼來的。這已經是笑話了。其實，這說明學者們也常是在沒有實證的情況下，根據很多的、零散的、支離破碎的資料，來推斷荷馬史詩是多人寫的。當然也有認定《荷馬史詩》是一人寫的。這兩個截然對立的學術派別，雙方各執一詞，且都認為證據確鑿在握。現在也還是這樣。帕裡和洛德提出了一個觀念：荷馬史詩是經過歷代的歌手不斷地傳唱，不斷地新增，而且在傳唱過程當中又反覆地使用那個高度程式化的特定的形容詞，這個沒有變。

從文學歷史真實看“戲說”與“正說”（10）

這很像我們遠古的神話。今天看中國遠古神話，透過什麼來了解呢？有一些得透過司馬遷的《史記》。對吧？司馬遷的《史記》在記載黃帝蚩尤大戰的時候，史料從何而來？從上輩、上上輩，一代一代地，透過各種各樣的傳唱流傳下來，也有民間的記錄記載，民間的歌手在傳唱時可能新增進了自己的想象。但傳唱的過程當中，某些固定的形容詞在保留著。這個沒有變，一代一代都沒有變。等到了後來，由寫定者將這些寫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遠古神話，跟《荷馬史詩》在這個層面有相似性。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史記》也是一部《荷馬史詩》，《四世同堂》也是一部《荷馬史詩》，它都有著那種文學的歷史真實。而我們從文學的歷史真實當中所獲得的那種歷史感，有時甚至可能超過了真的歷史事件所給予我們的那種觸動。因為我們往往沒有機會，或者說並不願意，沒有那個習慣，去探尋真的歷史事件它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等等。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獲得的。

事實上，很多寫得好的史書是以文的角度來寫的。美國的華人學者唐德剛，是最早搞口述史的華人之一，搞了李宗仁、張學良等口述自傳。他講到口述史，講到歷史書寫的時候，曾提到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說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寫回憶錄時，描述他曾經跟希特勒差一點兒會面。因為在會面之前丘吉爾的某些言論讓希特勒不高興，會見取消了。丘吉爾怎麼說這件事呢？他的英文是說Since　he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