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斯、希臘、法國和其他地方的酒店房間或其他暫居地等待戰爭結束，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我的一位叔叔不斷對我說，大約30年前，當巴勒斯坦富人逃到黎巴嫩時，他們認為這只是非常短暫的權宜之計（那些活下來的人在60年之後還在那裡）。但當我問他我們那裡的戰爭是不是也會造成同樣的後果時，他回答說不會，當然不會。“這裡是不同的，這裡一直是不同的。”不知為什麼，他似乎覺得在別人那裡發現的事情不會發生在他身上。

這位中年背井離鄉者對戰爭持續時間的盲目預測當時是一種通病。後來，當我決定扭轉他對根的迷戀時（根的觀念在他們人格中滲透得太深了），我研究了流亡文學，以避免落入磨人又費神的鄉愁陷阱。似乎這些離鄉者成了記憶中田園式家鄉的囚徒，他們與其他記憶的囚徒坐在一起，談論它，吃著他們的傳統食物，背景是他們的民族音樂。他們不斷在腦海中播放反事實，想象本來可能發生並避免這些歷史性動盪的場景，比如“要是政府不是這麼無能，我們本來還在家裡的”，就好像這場歷史動盪有一個具體的原因，而災難本來可以透過消除這個具體原因而避免。於是我詢問了那些背井離鄉的人，瞭解他們離鄉期間的行為。幾乎所有人的行為都是一樣的。

黑天鵝　第一章（3）

巴黎和倫敦的伊朗難民在1978年逃離故土，卻以為自己的離開只是短暫度假。二十多年過去之後，一些人還在等待返鄉。許多1917年離鄉的俄國人，比如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柏林安定下來，或許就是為了返鄉的便捷。

當然，在這些錯誤的預測和盲目的希望中，有一些願望的成分，但也有知識的問題。黎巴嫩衝突的演變顯然是不可預測的，但人們理解事件發展所用的推理顯示出一個事實：幾乎所有關心事態發展的人似乎都確信自己明白正在發生什麼。每一天都發生著完全出乎他們預料的事情，但他們就是認識不到自己沒有預測到這些事。很多發生過的事情本來應該被認為是完全瘋狂的，但在事情發生之後，看上去就沒那麼瘋狂。這種事後合理性在表面上降低了事件的稀有性，並使事件看上去具有可理解性。我後來在人們對商業成功和金融市場的理解中看到了完全一樣的假想理解。

歷史不會爬行，只會跳躍

後來，在整理關於如何理解隨機事件的思路並回憶這些事時，我形成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印象，那就是我們的頭腦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釋機器，能夠從幾乎所有事物中分析出道理，能夠對各種各樣的現象羅列出各種解釋，並且通常不能接受某件事是不可預測的想法。這些戰時事件是不可解釋的，但聰明的人們以為他們能夠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在事後。而且，提供解釋的人越聰明，解釋越空洞。更令人擔憂的是，所有這些解釋看上去在邏輯上還是一致的。

於是，我在十幾歲時離開了這個叫做黎巴嫩的地方，但我的許多親戚和朋友仍在那裡，我不斷回去看他們，即使是在形勢敵對的時候。戰爭並非持續不斷，有時會被“永久性解決方案”打斷。在困難時期，我更加有根的感覺，而且急於回去為對分離感到傷心的親人朋友提供依靠。想到有人死去，我就無法在黎巴嫩以外的地方工作或讀書，但矛盾的是，身在黎巴嫩時，我對事態反而沒那麼關心，而能夠問心無愧地繼續我在知識方面的興趣。有趣的是，人們在戰爭期間非常頻繁地聚會，對奢華的胃口甚至比以前更大，因此儘管有戰爭，我的這些回訪卻相當令人愉悅。

有幾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人們怎麼可能預測到幾乎是寬容典範的人在一夜之間變成純粹的暴徒？事情為什麼那麼突然？我起初想，或許黎巴嫩戰爭真是不可預測的，和其他衝突不一樣，而黎凡特人是一個複雜得不可理解的群體。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