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敢做聲；彭德懷孤掌難鳴，有口難辯，陷入了被“口誅筆伐”的境地，而追逼“反黨集團”更是“水深火熱”……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廬山：歷史的插曲（16）

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毛澤東寫了兩篇東西印發給會議：一篇是《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另一篇是《關於枚乘〈七發〉》。有關“機關槍和迫擊炮”的那篇文章雖小，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跡。以後近20年的大規模“階級鬥爭”，特別是“黨內鬥爭”，其指導思想皆出自於此。這篇短文把與彭德懷等人的矛盾進一步定性為“階級鬥爭”：“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10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20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這個道理過去沒有講透，很多同志還不明白。應當逐步地、正確地向同志們講清楚這種複雜和曲折的性質。”雖然毛澤東誇大了“階級鬥爭”，但在人事處理上，毛澤東仍照他的“老規矩”：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一看二幫：“不但要把他們留在黨內，而且要把他們留在省委員會內，中央委員會內，個別同志還應當留在中央政治局內。這樣是否有危險呢？可能有。只要我們採取正確的政策，可能避免。他們的錯誤，無非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改過來，第二，改不過來。改過來的條件是充分的。改不過來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無非是繼續搗亂，自取滅亡。那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過日子。……這些都是極為重要的。”

然而，廬山斗爭並不像毛澤東理論指導的那樣平穩。常常是毛澤東說“來點火”，下面頓時火光一片；像*、康生那樣的人，常常是“火中取栗”，別具用心。廬山的鬥爭是無情的。黃克誠在20多年後的“自述”中說：我平生受過無數次鬥爭，感到最嚴重、使我難以支援的，還是廬山會議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經常吃安眠藥，但最多不過吃兩粒，這時每晚吃到六粒，還是不能入睡……彭還在碰巧能單獨說話時，勸我別那麼緊張。我說：右傾機會主義還不要緊，“反黨”可就要緊了，我確實是很緊張。彭說：我這個人一輩子就想搞“富國強兵”，沒有什麼別的想頭。又勸我別悲觀，似乎他還比我樂觀些。但也不便多說，馬上就走開了。……“斯大林晚年”問題一出，會議就像燒開的水一樣，沸騰起來，似乎“反黨集團”、“湖南集團”等均由此得到了確證，我前一段在小組會上那麼理直氣壯地辯論，現在看來都成了瞪著眼睛說謊話，證明我這個人非常不老實，完全不可信任。於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的帽子都給我戴上了。身處此境真是百口難辯，跳進黃河洗不清，心裡的那種痛苦實在沒法形容。可是還得開會，還得檢討，一次又一次，總是被認為不老實。以後，彭、黃、張、周等人被定成了“反黨集團”，並認定是“高饒反黨集團”的繼續。這些人被保留了原先在中央委員會中的職務，但都調離了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的工作崗位。（《見《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

會議結束後，九江機場已經準備好專機，以每15分鐘一個航班的間隔，將多數與會者送往北京。彭德懷成了“孤家寡人”。他的那架飛機稀稀落落地坐著幾個人。除彭德懷和他的妻子浦安修及身邊的秘書、參謀外，參加會議的只有張愛萍上將一人。飛機飛至微山湖西側高空時，遇上一場暴風雨，全部飛機臨時改降濟南機場。中午在濟南一個賓館裡就餐，整個食堂桌桌滿座，唯獨彭德懷那桌只有他一人孤零零地吃飯。與上山時相比，簡直是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