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好，也只是小吏一名，鹹魚永不翻身。步入隋唐後，科舉制代替了九品中正制，要當官得進行文化考試，在讀書人裡選，而吏是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的，他們依然很難擠進最高權力中心。

作為吏員階層，不僅躍升高層踏入官員階層無望，經濟收入也很低下，長期以來，只有少部分吏員能領到微薄的薪水，大多數低層小吏是沒有薪水領的，吏職是作為一種差役來行使，具有很大的強制性。如在北宋帝國的前期，整個帝國在鄉村基層組織不設官員，而是差派鄉村主戶承擔不同的職役，“催督稅賦、逐捕盜賊”，是為差役法。沒有薪水拿的鄉村基層“公務員”們不但沒有報酬，同時還得承擔許多責任，常常因此荒誤農事，搞不好還得拖累家庭破產、妻離子散（失去生辰綱的楊志就是這種典型的倒黴蛋）。

後來王安石進行變法，針對帝國大量的差役傷農擾民的現狀，實施了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募役法廢除按戶當差，而由民戶按戶分攤出錢，由政府再出錢請僱人為吏應役。

在王安石看來，募役法是各項改革中更完善和成功的一項，既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又避免了農民服役誤傷農事，同時使吏員增加了經濟收入，保持了這一隊伍的穩定性和專業性。所以後來司馬牛（光）復辟，全盤推翻新法，王介甫聽到其他法令被廢都還鎮靜，只是一提到募役法也被廢，大吃一驚，說連這個也廢了，我可是和先帝一起商議良久，保證方無一失，怎麼連這個也要廢。

之後帝國政策反覆，在差役法還是募役法之間擺動，基本上是差募並行，整個帝國的吏人大約在四五十萬人左右，而在四五十萬人的大軍中，最終能靠吏員出職升為官員的，僅有千餘人，不到百分之一。

一方面是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行政資源和權力，一方面則是政治和經濟待遇都很差，還要同時承擔極大的風險，這必然導致另一種結果，就是吏員們可以利用政府賦予的權力魚肉鄉民，大肆斂財。而長期以來，官員是流動（流官）的，而胥吏們是固定的，到任官員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了解任所的社會資源和網路，而為了維持地方秩序，往往也不得不睜隻眼閉隻眼，由屬下的吏員們胡作非為。

無論你是多大的官員，都免不了常常受到吏員們的制約，如《三國演義》中的平原縣令劉備就被小小的督郵（全稱督郵書掾，傳達教令，督察屬吏，案驗刑獄，檢核非法）公然索賄，最後丟了縣令的官帽。被督郵搞丟差事的也不僅僅是劉皇叔，後來的陶淵明也是因為面對督郵的公然索賄，才感嘆“為五斗米折腰”是件很丟臉的事，惹不起還躲不起，乾脆辭官，使我們又多了一個偉大的田園詩人。

如果說劉、陶二人官職低下被欺在情理之中，那麼，有一些權傾一世的文臣武將也往往受吏員們的氣，這又該如何解說呢？清朝生前封貝子、死後封郡王，不可一世的乾隆朝一代寵臣、江湖傳聞中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安康從外面打仗回來到戶部報賬，竟也遇到戶部書吏們的公然索賄，書吏們公然對福大將軍說，如果公事公辦大將軍你的報賬單恐怕幾年也填不好，不如我們幫你填了，給點好處費就行。

對於封建時代的官員和平民們來說，他們就像取西經的唐僧隊伍，不管經歷了多少磨難，不管隊伍中是否有孫悟空這樣的能人，到了西天見了佛祖，但如果不向阿儺、伽葉這樣的“小吏”行賄，取經一樣無門，因為，胥吏們斂財的能力是無窮的。

理解了中國小吏們的社會地位和時代背景，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黑宋江只是鄆城縣的一名普通小押司，但卻能揮金如土，在江湖上博得“及時雨”的名頭。宋江家只是一戶富農，絕對沒這麼多閒錢閒米任他揮霍，他的錢只有一個來處——灰色收入。

小小押司，看似位低薪薄，但遇到宋江這樣的能人，同樣是一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