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面向全國的綜合性的同人刊物。”《北大民主運動紀事》，原載《廣場》，收入《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頁26。這裡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同人刊物”的性質。本來，辦同人刊物，是新文化運動的傳統：從五四時期的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的《新青年》到三四十年代胡風主持的《七月》、《希望》均是如此。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特別是經過了社會主義改造，取消了私營新聞、出版業，所有的報刊都成了黨或黨所領導下的群眾團體的機關刊物，如前文所說，即使是校園裡的《紅樓》這樣的學生文藝刊物，也是置於團委與學生會的領導下的。即使是歷史上存在過的同人刊物，如《七月》、《希望》，也給予了重新評價，在反胡風運動中，辦同人刊物就成了胡風“組織反動小集團（後上升為‘反革命小集團’），與黨爭奪領導權”的“鐵證”。這樣一種對民間同人刊物的禁令，在鳴放期間開始受到質疑；江蘇的高曉聲、葉至誠、方之等青年作家並已開始行動，籌劃創辦《探求者文學月刊》，明確宣佈“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將在雜誌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貌”。轉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86。但反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的記憶猶新，大多數人還是視同人刊物為“異端”，不敢問津。現在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竟然想在北大這樣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全國的敏感地帶辦同人刊物，自然會引起許多的疑懼。　txt小說上傳分享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9）

而且發起者還不諱言，他們要與團委領導下的《紅樓》“對著幹”。《廣場》的起名本身就包含了這樣的意思，其主編張元勳（他剛剛與《紅樓》的大多數編委發生思想上的分裂）這樣解釋說：作為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大，有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一是紅樓，另一個就是民主廣場，它是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北大團委、學生會辦了《紅樓》，我們就辦《廣場》。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收入《沒有情節的故事》，頁500。而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這樣的“對著幹”，在許多人看來，其目標自然就不只是對著《紅樓》而已，它的難產從一開始就是註定了的。

首先遇到的就是經費問題，在國家、集體壟斷了一切資源以後，本來就斷了同人刊物的活路，何況這些年輕人幾乎是身無分文。據陳奉孝回憶，他和譚天榮都把自己除書以外的東西都賣了，最後自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單衣和一條線毯子。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收入《沒有情節的故事》，頁504。這仍然是杯水車薪，只得向師長求助：馬寅初校長本已同意資助，後得到“提醒”而作罷；幾位教授（傅鷹、吳組緗等）因對學生的意見存有懷疑，且經濟並不富裕，也未解囊。萬般無奈，只得直接向全校同學發出“救救孩子”的悲壯呼喊。而且也果真有效：據後來批判者公佈的材料，同學預定了1786份雜誌，共付款357元，個人捐款與借款則有486元，加上後來《廣場》（油印本）售出400本，獲資40元，共計約883元，這在當時也勉強可以支付購買紙張、製版、油印的費用了。洪成得：《廣大同學與〈廣場〉反動小集團的鬥爭》，收入《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當然，最“可疑”的，還是《廣場》組織者、發起人：他們全是校園內最激進，也最有爭議的人物，以後都成了“大右派”。最初，這些校園裡的激進人物是分別聚集在幾個論壇上的，著名的有陳奉孝、張景中、楊路（數學系學生）等人的“自由論壇”，劉奇弟（物理系學生）、崔德甫（中文系學生）的“百花壇”等，還有的是“遊兵散勇”，如譚天榮（物理系